1974年，陈毅妻子临终时再三叮嘱三个儿子：妹妹结婚后，你们才能分家！ 大家可能觉得，陈毅元帅是大诗人，性格豪爽，对孩子肯定宠。恰恰相反，在这个家里，父爱是铁打的，母爱是钢铸的。 家里三个儿子，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名字听着文气，养得却极糙。陈毅定下的规矩硬邦邦：不许坐公车上学，不许穿只有干部子弟才有的新式样衣服，不许在外面提父亲的名字。北京的冬天多冷啊，风像刀子一样刮，孩子们还得骑着自行车往学校赶，若是遇上大雪天，摔得鼻青脸肿那是常事。 到了唯一的女儿陈珊珊这里，这种“狠心”变本加厉了。 原本，珊珊喜欢音乐，张茜作为母亲，懂文艺，也心疼女儿，便依着孩子心意让她学琴。这要是搁现在，家里有条件培养个艺术生，那是多让人羡慕的事。可陈毅不干。他敏锐地察觉到，国家未来缺的不是钢琴家，而是能站在国际舞台上唇枪舌剑的外语人才。 两口子为此有过分歧，甚至有了争执。最后，陈毅拍了板：“学外语！钢琴能当饭吃？国家建设要的是实干！” 张茜虽然心疼，但一旦想通了，执行力比谁都强。她把自己原本对文艺的偏爱，全部转化成了对女儿学业的严苛督促。她在家盯着女儿背单词，纠正发音。有一次，因为一个单词的发音问题，母女俩起了争执，张茜专门去查资料、听唱片，发现是口音区别后，立马向女儿认错。 七十年代初，陈毅元帅身体亮起了红灯，确诊肠癌。紧接着，张茜也被查出了肺癌。 这一家子，天都要塌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茜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送小女儿陈珊珊出国留学。 当时陈珊珊刚从护士岗位下来，原本可以守在父母身边尽孝。但张茜看得远，她知道自己和老伴的时日无多，与其把女儿拴在病榻前哭哭啼啼，不如让她去学一身真本事，将来无论世道怎么变，都有立身之本。 1972年，陈珊珊孤身一人去了英国。她哪里知道，这一去，竟成了与父亲的永别，与母亲的生离。 陈毅去世后，张茜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不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儿分心，张茜联合三个儿子，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这是一场令人泪目的合谋。 三个哥哥模仿父母的笔迹，给妹妹写家书。信里总是报喜不报忧，说家里一切都好，父母身体硬朗。陈珊珊收到的每一封信，背后可能都是母亲在病床上强忍剧痛的喘息，是哥哥们背着人偷偷抹去的眼泪。 张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手里攥着的不是止痛药，而是陈毅留下的诗词手稿。她忍着肺癌晚期的剧痛，在这个没有电脑、全靠手抄的年代，硬是整理出了《陈毅诗词选集》。 而在她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个还没成家的小女儿。 1974年，张茜自知大限将至。 她把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叫到床前。此时的张茜，已经虚弱得连说话都费劲，但眼神却异常坚定。她知道，父母一走，这个家就没了主心骨。三个儿子都已成年，甚至有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唯独小女儿珊珊，孤身在外，未来未卜。 于是，她留下了那句千斤重的嘱托：“你们的妹妹还没结婚，你们三个谁也不能提分家！一定要等珊珊成家立业了，你们才能分开过！” 她是用“不分家”这三个字，给女儿在风雨中留了一盏灯，留了一扇门。 三个七尺男儿，跪在母亲床前，含泪应承。他们懂母亲的意思：只要家还在，妹妹就有后盾。 张茜走得安心了。但对陈珊珊来说，真相的揭开却是残酷的。 1975年，学成归国的陈珊珊满心欢喜地推开家门，期待着扑进母亲的怀抱。迎接她的，却是空荡荡的屋子和墙上黑白的遗像。那一刻，天旋地转。 哥哥们没有食言。 父母不在了，长兄如父。三个哥哥不仅凑钱供妹妹在国外读书，没让她断过炊，在妹妹回国后，更是把她捧在手心里护着。 有人劝他们，差不多行了，大家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但三兄弟回绝得干脆：“妈的任务没完成，谁也不能撤。” 直到1977年，陈珊珊要结婚了。对象是后来著名的外交家王光亚。 这场婚礼没有豪华车队，没有星级酒店，就在自家屋里，哥哥们亲自下厨，张罗了几桌饭菜。新郎新娘穿着朴素的工装，胸前别着红花，对着毛主席像鞠个躬，这婚就算结了。 但是，这场婚礼又奢华得让人咋舌。 奢华的不是排场，是嫁妆。没有金条，没有房产证，哥哥们拿出来的，是父亲陈毅的诗稿初版，是母亲张茜翻译的戏剧手稿。他们对妹妹说：“这是爸妈留给你的，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这才是真正的豪门，精神上的豪门。 婚礼结束后，大家吃完饭，撤去碗筷。三个哥哥这才拿出纸笔，按照母亲当年的遗愿，开始正式“分家”。 那一刻，没有争吵，没有算计，只有对母亲承诺的兑现，只有兄妹间那份扯不断的深情。 后来陈珊珊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她在外交领域大放异彩。在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桌上，在那个著名的“1984年谈判前夜”，面对英国人甩出的12页全英文法律文书，面对那个晦涩难懂的拉丁词“estoppel”，全场静默之时，是陈珊珊精准地翻译并回击，守住了国家的尊严。 那一刻，她不仅是一名外交官，更是陈毅和张茜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