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二叔把两千块钱拍在我家桌上，对着我爹妈就一句话：“给你儿子娶媳妇，必须是村支书家那个。” 我爹妈眼都直了，半天没敢碰那钱。 在村里，我们家人丁单薄，二叔想当干部，连个摇旗呐喊的都没有。这是拿我的婚事当跳板。 我见了那个叫小琴的姑娘，心里那股劲儿当时就泄了。瘦得像根风干的豆角，风一吹就要倒。我扭头看了看墙上贴的胖娃娃年画，又回头看看她，一句话没说。那时候的农村，谁不想要个白白胖胖的媳妇，看着就旺夫。 可我没得选。二叔的钱都掏了，我爹妈早就点头哈腰了。 彩礼200，婚礼乱七八糟花了1800，这事就算定了。 从我结婚那天起，二叔和我老丈人，也就是村支书，就成了一对酒友。隔三差五，俩人就在炕上盘着腿，一瓶老白干，一盘花生米，从村东头的大事聊到村西头的耗子，称兄道弟。 第二年，村文书贪污被撤了。位子一空出来，二叔直接坐了上去。整个村子，没一个人敢放半个屁。 又过了五年，老丈人到点退休。二叔成了不二人选，村支书的章，就这么交到了他手上。 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他后来总爱拍着我的肩膀，喝多了就半眯着眼说：“我能有今天，你小子是头功。” 我每次都笑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这一辈子，好像就是给二叔当了一次梯子，他踩着我爬上去了，而我，还在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