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阻挡的阳谋：西晋主战派羊祜靠“施仁义”将吴国推向灭亡俗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公元280年，西晋的水路大军直捣建业（今南京），一举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局面，再度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战场上刀光剑影的背后，是西晋的一位儒将十年来“兵不见血”的筹谋与较量。这个人就是西晋灭吴的重要策划者——羊祜（hù）。荆州的“滑铁卢之战”羊祜，出身泰山羊氏，乃两汉世族，他本人博学能文、兼通兵略，在士人群体中素有清望。都说乱世出英雄，显赫的门第和过人的才智注定了羊祜的一生不会平凡。司马炎代魏之前，羊祜已官至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是司马炎的心腹。司马炎称帝后，羊祜又因从龙之功，进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位极人臣，走上人生巅峰。彼时的东吴偏安江左，凭借长江天险，仍保有半壁江山，而吴主孙皓暴虐无道，对内横征暴敛，民生凋敝，朝廷上下离心离德，已呈江河日下之势。然而，西晋大部分朝臣都反对伐吴，他们以长江天险难越、东吴水军强悍为由，反对轻启战端，又担忧西北鲜卑叛乱未平，力主隔江守成。作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得力助手，羊祜在伐吴问题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而年轻的帝王也“早有平吴之志”，正需要一场胜利树立自己的威望，建立不世之功。二人正可谓不谋而合，晋武帝权衡再三，最终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泰始五年（269），任命羊祜为荆州都督，假节，督襄阳诸军事。临行前，晋武帝亲授其统军之权，许其便宜行事，羊祜躬身受命，立下“抚境安民、秣马厉兵，待时而定江南”的誓言。羊祜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舞台——荆州。荆州这座名城，位于长江中游，扼长江之咽喉，北达中原，西连巴蜀，向东直抵建业，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蜀汉灭亡后，荆州成为晋吴交战的前线，也是东吴西线最后的屏障。然而，当羊祜到了荆州却发现，此地历经多年战乱，民生凋敝、军粮匮乏，反观对面的东吴，正以陆抗都督西陵诸军事，守江陵、西陵一线。陆抗乃东吴名将陆逊之子，深谙兵法、治军严明，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如若交战，晋军并不占据主动，很快羊祜就在和陆抗的交手中遇到了“人生滑铁卢”。凤凰元年（272），东吴西陵督步阐因畏惧孙皓责罚，举城降晋，陆抗率兵三万前往讨伐，羊祜则以八万大军驰援步阐，欲借机突破东吴西线防线。从力量对比看，八万对三万，优势在晋，但陆抗并非等闲之辈，战前他就派人赴西陵，从赤溪一直到故市，“更筑严围”，严阵以待。反观西晋，羊祜本想借堤坝水运粮草，却被陆抗提前毁堰，无奈改水运为陆运，“大费损功力”，之后的晋军又听从叛将俞赞的建议，摸清吴军布防弱点准备突袭，陆抗连夜换精兵防守让对手扑空。最终，“西陵之战”以晋军惨败，步阐被杀，羊祜被贬爵告终。以仁义为网捕获人心西陵之战的失利，让羊祜彻底认清了局势：东吴虽国力渐衰，但有陆抗在，荆州防线固若金汤，单纯的兵力碾压毫无意义，强攻硬取只会徒增伤亡。于是，羊祜转而将“信义”作为最锋利的武器，向东吴发起一场无声的攻心之战。史书称：“羊祜既归，增信修德，以怀吴人。”从晋内部开始，羊祜先是从风俗教化入手，在边境开设学校，让远近百姓有学可上，接受诗礼文化熏陶，还下令禁绝当地“长吏丧官，后人恶之，多毁坏旧府”的恶俗，此举移风易俗，极大改善了边境的风气，“甚得江汉之心”。当时“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晋廷不得不派大量兵力巡边，始终是西晋边境的一大隐患，羊祜以妙计离间，成功让东吴罢免石城守。于是羊祜分戍边兵力的一半用以屯田，开垦八百余顷土地，短短数年，荆州军粮储备可支十年，数量可观，保障了荆州的军粮储备。通过削减兵力，又让东吴放松警惕。羊祜的这一系列举措，让晋武帝看到了灭吴的希望，于是加封羊祜为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在与吴人交往中，羊祜也以信义相待，他规定，西晋士兵不得侵扰吴地百姓，如果有晋军误入吴地割取稻谷，必须按量估价，送对方等价的绢进行赔偿，减少边军对平民的掠夺。而假如有吴地百姓被晋军俘获，不仅不会被囚，反而会受到“好酒好菜”的招待，最后由西晋备齐干粮护送返乡。当军队游猎射的猎物是先被吴人射伤时，也要送还对方。这些厚待“敌人”的政策看似让西晋“吃了亏”，实际上却是羊祜有意为之，以此展示晋边地的纪律严明、教化有方，一项项举措变成活招牌，消解着东吴军民的敌意，将吴人的心一点点感化。
哪怕是和吴军交战，羊祜也展示了一波教科书级别的操作。按照羊祜的要求，双方每次交战，必先约定日期，晋军不搞偷袭。而有部下欲进谗言诡计，破坏交战之规时，羊祜就用美酒堵住其口。对待吴国将领，羊祜也是极尽仁厚。有一次，吴国将领陈尚、潘景偷袭边境，被晋军击杀。羊祜感其节义，厚葬二人，等他们的家属前来迎丧时，羊祜也未加拒绝，反而依礼遣还他们。吴将邓香侵掠夏口，兵败被羊祜的手下生擒，本以为要命丧夏口，没想到羊祜到了之后，竟将其释放，邓香因此感激不已，率众归降。吴人归降如此容易，除了感念羊祜的不杀之恩外，还因为在对待降兵时，羊祜也是坚持“开布大信”，甚至给降兵吃“后悔药”，“降者欲去皆听之”，并不强求。诸如此类的情景时常在边境上演，实实在在地为羊祜拉了一波好感度，“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被打动的不只有吴国的普通人，甚至主将陆抗都为羊祜的个人魅力折服，称赞道：“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羊祜与陆抗的交往事迹，最著名的莫过于“羊祜送药”与“陆抗送酒”。陆抗有次生病，羊祜遣人送药，部下担心有毒，极力劝说，陆抗只说了一句“羊祜岂鸩人者”就坦然服下。陆抗也以美酒相赠，羊祜同样饮之无疑。就这样，两位敌国主帅之间，竟然形成一种罕见的信任。二人的交往也被视为“德信交往”的典范，史称“羊陆之交”。晋吴边境的“和谐”景象传回国内，陆抗还受到吴主的诘问，但这也是陆抗的无奈之举，只因陆抗深知，羊祜的“怀柔”政策并非软弱，而是更高级的谋略，他告诫部下：“羊祜专行德，我若专行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一边是羊祜的信义怀柔，民心所向；一边是吴主孙皓的残暴猜疑，上下离心。陆抗在世时，尚能以自己的威望勉强维系东吴的军心与民心，而羊祜的德政，却如滴水穿石一般，在血雨腥风中传递着一丝温情，不断瓦解着东吴边境的统治根基。当“羊公”的美名传遍吴地，越来越多的吴人心向晋朝，“前后降者不绝”，羊祜已经悄然间赢得了战场的主动。在以“攻心计”收获众望的同时，羊祜也并未因表面的和谐松懈，一方面，羊祜以军事手段抢占边境要地，修筑城池，一点点蚕食吴地，将石城以西的土地尽数纳入晋土；另一方面，羊祜敏锐地意识到水军在对吴作战中的重要性，东吴地处江南，依江而居，水军实力强悍，长江天险是其最大屏障，而西晋地处北方，若想灭亡东吴，跨江作战在所难免，这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泰始八年（272），羊祜向晋武帝上书，提议复任王濬为益州刺史，造楼船、治水军，以备顺流直下东吴。王濬到任后，以屯田兵及州郡兵合万余人，大规模制造舟舰器械，建造的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弥补了西晋对吴作战的最大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