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使英国经济的缺陷暴露并恶化 新冠疫情堪称脱欧派的意外之喜。在围绕“投票脱欧”

脱欧使英国经济的缺陷暴露并恶化 新冠疫情堪称脱欧派的意外之喜。在围绕“投票脱欧”阵营不可调和的承诺争论多年后，这场大流行终于将公众注意力转移至其他领域。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借此宣称“脱欧拯救了生命”，其依据是所谓“退出欧盟加速了疫苗推广”这一存疑论断。但或许对脱欧派而言，最持久的红利当属疫情对经济数据的影响。由于几乎所有的相关数据都被搅乱，评估脱欧效应变得愈发困难。 每隔几个月就会有新研究出炉，声称英国脱欧带来的代价巨大。脱欧支持者反驳称这些数据被夸大了，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尤其是疫情的影响。这些反对意见确实有一定道理。但过分纠结于具体数字反而忽略了更深层的问题。脱欧真正的症结在于它如同毒素般在经济血脉中持续作祟，与能源成本攀升、投资疲软等长期存在的经济短板相互作用。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英国始终困在低增长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最近一次关于数字的争议发生在11月，当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布报告称，英国脱欧已导致人均GDP下降6%-8%。这一降幅远超2016年公投期间的预测——当时平均预测显示长期GDP将下降4%，而英国财政监督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至今仍认为该预测准确。 支持脱欧的经济学家 Julian Jessop 指出， NBER 的研究未能通过“嗅觉测试”。该研究将英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33个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对比，但自疫情以来美国经济表现优异，使其成为难以比较的参照对象。若剔除美国，英国在G7富裕国家集团中的表现已属中等水平。2016至2024年间，人均GDP增长3.9%——虽不及法国和意大利，但高于德国和加拿大。这表明若 NBER 数据准确且英国未脱欧，其经济增长速度将远超法国或德国。杰索普先生说得对，这种假设性分析确实有些牵强。 但迄今为止，英国脱欧带来的经济损害确凿无疑。诸如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达成的新贸易协定等好处微乎其微，英国也未能充分利用新获得的监管自由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三个领域，其代价却极为沉重——这些代价要么放大了该国的既有短板，要么削弱了其优势。 投资领域便是典型例证。数十年来，英国在基础设施和研发等领域的资本支出长期垫底G7国家，这正是其生产率增长乏力的主因。2011至2016年间，英国曾短暂打破停滞，企业投资年均增长6%。然而脱欧公投终结了这波复苏：此后六年投资增速停滞不前。疫情虽是诱因之一，但两项独立估算显示，仅脱欧一项就导致2022年企业投资缺口达10%，反映出持续的不确定性令投资者望而却步。尽管当前不确定性已消退，脱欧影响却挥之不去——这场危机重燃了英国企业根深蒂固的“风险规避”与“短视思维”，这些陈旧习惯长期制约着他们的投资决策。 第二个领域是制造业。2000年至2022年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缩水超半，主要受高企的人力成本、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高昂的能源账单拖累。脱欧前，英国凭借覆盖5亿消费者的单一市场优势，成功弥补了这些短板。随着这一优势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层出不穷的非关税壁垒，商品出口量较疫情前水平暴跌近15%也就不足为奇了。更糟糕的是，这种断崖式下跌同时波及欧盟和全球其他地区——欧盟带来的更高生产成本，不仅加剧了英国长期存在的劣势，更让其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进一步缩水。 英国脱欧不仅加剧了该国的弱势，其第三大代价是削弱了该国的一项优势。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服务出口国。金融城的银行家、艺术电影制作人以及众多顾问共同推动了蓬勃发展的服务经济。 表面上看，英国在这一领域应对脱欧表现尚可：自2019年以来，服务出口实际增长约25%。但这主要反映了全球繁荣的影响。若非欧盟设置的壁垒（从保险公司新许可要求到生物学家国籍规定），英国的表现几乎肯定更佳。六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脱欧导致服务出口下降4-5%。 解毒剂的选择 尽管工党政府急于将英国经济困境归咎于脱欧，但其代价不应被夸大。经济并非一落千丈，伦敦失去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担忧也未能成真。伦敦仍是仅次于纽约的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英国在外汇和利率衍生品交易领域的全球份额甚至高于2016年。关于欧盟移民减少将造成严重经济损害的担忧同样不实，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数量已完全弥补了这一缺口。 但英国脱欧造成的经济代价同样不容忽视。工党迄今为止的补救措施可谓杯水车薪：其2025年5月提出的“经济重启”协议仅聚焦食品和能源领域，长期来看预计仅能推动GDP增长0.3%。部分工党议员甚至开始考虑重新加入关税同盟。咨询机构前沿经济公司估算，此举长期可使英国GDP增长超2%，而其他预测机构则持更为保守态度。然而工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排除了加入关税同盟的选项，短期内采取快速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英国脱欧加剧的结构性问题。若不简化规划流程、降低工业能源成本——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必将加重。 部分内容引用自网络。英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