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党准备清算青帮老大，助手问陈老总：还有个叫顾竹轩的怎么处理？没想到，陈老总摇头表示：这位大亨不能动！ 当时正值六月初，潘汉年把一份名单递到陈毅面前，上头列着四个名字，其中顾竹轩一栏特别标了红。陈毅没急着说话，只让人把顾竹轩的履历重新调出来。 泛黄的纸页被推到眼前，字里行间全是这个青帮大佬和上海滩其他大亨不一样的活法。旁人提起青帮，想到的都是巧取豪夺、欺压百姓，可顾竹轩的根，扎在最底层的泥土里。 他是江苏盐城人，16岁那年家乡闹荒，地里刨不出一粒粮，他揣着几吊钱逃荒到上海，闸北的棚户房成了落脚点，漏雨的屋子要摆上七八个脸盆接水，干一天拉黄包车的活，换回来的铜板只够买两个硬得硌牙的窝头。 苦，是真的苦。难，也是真的难。就是这份从底层熬出来的日子，让他这辈子都见不得老百姓受委屈，这也是他和黄金荣、杜月笙最根本的不同。 他后来拜入青帮，成了“通”字辈的人物，比杜月笙还高出一辈，手下跟着上万门徒，可这些人里多半是和他一起拉过车的苦兄弟，没有一个是靠欺压百姓攒下的势力。 他靠着自己的本事盘下飞星车行，成了上海滩的“黄包车大王”，又开了天蟾舞台，生意做起来了，却从没忘本。 苏北老乡在上海受了欺负，他扔下手里的事就敢出头；租界里的洋人刁难底层百姓，他也敢硬刚，就连英租界工部局想强收天蟾舞台的地皮，只肯赔500大洋，他愣是找了英国律师告到最高法院，最后逼得对方赔了10万大洋。 赢了官司的他站在戏院门口骂，中国的地皮，凭什么要外国人来断是非，这话糙，可骨子里的民族气节，一点不含糊。 这份硬气，在日本人打进上海后更显珍贵。彼时不少帮会头目为了利益投靠日军，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日本人也找过顾竹轩，许了高官厚禄，想让他出面打理上海的帮会势力，他梗着脖子直接回绝，就一句话，我死也不给日本人当狗。 也是从那时起，他看清了旧中国的各路势力，唯有延安的队伍，是真的为老百姓做事的。他开始主动向我党组织靠拢，利用自己掌控租界码头的便利，给苏北根据地运药品、运粮食，全程亲自安排，生怕出一点差错。 1934年红军长征前缺盐缺到战士们浑身无力，他拍着胸脯接下了运盐的活，十条小木船装了三千担海盐，顶着国民党的巡逻艇往前冲，五个船员被抓打得头破血流，他花五千块大洋赎人，还把从德国医生那弄来的消炎药偷偷送进苏区。这三千担盐，够十万红军吃三个月，没让一个战士倒在缺盐的路上。 他做的远不止这些。1931年淮河发大水，他掏出全部积蓄还卖了玻璃厂，凑钱买粮食送回灾区；1932年淞沪会战，他把生意正火的天蟾舞台关停，腾出来给难民当避难所，管吃管住分文不收。 抗战中后期，他更是把自己15岁的小儿子顾乃瑾送到苏北参加新四军，那个年纪本可以留在上海接手生意，做个养尊处优的少东家，可他知道，旧世界的路走不通了，跟着革命走，才是正途。 他还利用自己的势力掩护地下党同志，中共盐阜区委的干部在上海开展工作，都是他安排落脚点、疏通交通线，就连侄儿顾叔平的地下党工作，也靠他的庇护才一次次化险为夷。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逃去香港，黄金荣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唯有顾竹轩坦然留在上海。他心里坦荡荡，自己没做过对不起百姓的事，更没做过背叛国家的事。 陈毅翻完这份履历，指尖在“苏区盐运”那几个字上顿了顿，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我党清算的从来不是青帮这个名头，而是那些靠着帮会势力搜刮民脂民膏、背叛国家的恶势力。 顾竹轩虽是青帮大佬，可他守民族气节，护底层百姓，实打实帮过革命，这样的人，不仅不能动，还要当成朋友。 后来顾竹轩听说陈老总保了自己，攥着陈老总的袖子红了眼，他说自己这辈子混江湖，就怕落个汉奸的名声，没想到共产党还记着他这点好。 陈老总拍着他的手背笑，该记的得记，该罚的得罚，咱不搞一刀切，也不胡乱扣帽子。之后的顾竹轩主动交出了名下所有枪支，还带着门徒帮政府安置难民、维护街区秩序，1949年8月，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6年顾竹轩在上海去世，墓碑上特意刻了“苏区盐运义士”，这是陈老总亲自嘱咐的，是对他一生最中肯的评价。 评判一个人，从来不能只看身份和名头，更要看他的本心，看他在关键时刻站在哪边，做了什么事。 陈老总力保顾竹轩，不是徇私，而是因为我党始终功过分明，始终记得那些在革命路上伸过手、帮过忙的人，这份记挂，从来都不会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