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天，一军车驶到昆明被一群流寇挡住了去路，车上下来一人，从背心撕下一纸片，看着纸片中白白的东西，流寇迫不及待的接过东西，立即放行。 这看似不起眼的小插曲，背后却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物资运输。那张纸片里包着的，是白磷——一种制造燃烧弹的重要原料。而那个撕下纸片的人，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化学教授黄子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黄子卿带着实验室的仪器和资料，从北平一路颠沛流离到昆明。他的行李里，除了书籍，还有几瓶白磷——这是他托朋友从天津港偷偷运出来的，原本是要用于教学实验，可到了昆明，他听说前方急需燃烧弹原料，二话没说就把白磷捐了。 那群流寇，其实是当地的农民。云南连续三年大旱，粮食颗粒无收，他们拦车是为了讨口饭吃。黄子卿知道，直接给他们钱，他们不敢要，也不敢信。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从自己的背心上撕下一块布，包了一点白磷，说：“这是‘洋火’，点着了能烧一天，比柴火好用。”流寇们没见过白磷，但知道“洋火”是稀罕物，赶紧接过布包，放军车过去了。 黄子卿的“小聪明”，救了那车物资，也救了他自己。可他不知道，这车白磷最终被送到了滇缅公路的前线，制成了燃烧弹，在怒江两岸的阻击战中发挥了作用。 黄子卿是广东梅县人，1900年生，1924年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攻物理化学。1932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他为人低调，不爱抛头露面，可做起事来却雷厉风行。西南联大时期，实验室条件极其简陋，没有通风设备，没有精密仪器，他带着学生用土法做实验，用酒精灯加热，用玻璃瓶装试剂，硬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化学人才。 1941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黄子卿的实验室被炸毁，他所有的实验记录都化为灰烬。他没有抱怨，只是蹲在废墟里，捡起几块没烧完的玻璃片，说：“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后来，他带着学生在郊外搭了个草棚，继续做实验，研究的是“溶液理论”——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和抗战没什么关系，但他坚信，科学是国家复兴的基础，哪怕是最基础的研究，也不能放弃。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黄子卿回到清华大学。1949年，他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调到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直到1976年去世。 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无数个“小举动”，撑起了中国科学的脊梁。那张包着白磷的布片，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