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原本谈笑风生的邓小平突然沉下脸来，声音严肃地说：“全中国，只有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在中国科学界的璀璨星河中，“三钱”是一个极具分量的称号，其中钱伟长的故事尤为独特。 钱伟长跟钱学森、钱三强不一样，他一开始根本不是学理科的料。 1931年，他考清华大学的时候，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写的作文《梦游清华园记》，老师想改一个字都改不动；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他能背得一字不差。 可反观理科，物理才考了5分，数学和化学加起来也才20分，英文更是0分，妥妥的“偏科生”，本来已经被录到了历史系，跟着他叔父——国学大师钱穆学文史。 可就在他入学没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钱伟长看着国家被欺负，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弃文从理，学造飞机大炮，用科学救国。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坚决不同意，毕竟钱伟长的理科基础太差，而且当时物理系的课都是用英语讲的，他英文一句都不会。 可钱伟长铁了心，天天堵在吴有训办公室软磨硬泡，说“国家需要会造飞机大炮的人，我就必须学会物理”。吴有训被他的决心打动，给了他一年的试用期，要是跟不上就必须退回历史系。 从那以后，钱伟长就开启了“拼命模式”。每天早上5点就跑到科学馆背书，比华罗庚还早；别人休息的时候，他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英语听不懂，就先记下来，晚上回去一点点查字典、问同学。 就这样，只用了一年时间，他的物理成绩就冲进了全班前列，四年后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物理系研究生，还拿到了奖学金。 后来，钱伟长出国留学，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只用50天就写出了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连爱因斯坦都对他的研究成果赞不绝口。 他和“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合作发表的《变扭率的扭转》，成了国际弹性力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至今还是美国力学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他提出的圆薄板大挠度解法，被国际力学界命名为“钱伟长方程”；他创造的摄动解法，被叫做“钱伟长方法”，这些成果，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学家的实力。 二战期间，伦敦遭到德国导弹袭击，丘吉尔政府束手无策，向美国求助。 当时正在美国做研究的钱伟长，通过分析德军导弹的射程和落点，提出了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办法：在伦敦市中心布置被导弹击中的假象，迷惑德军，让他们以为不用调整射程就能击中目标。 英国采纳了这个建议，果然保住了伦敦的要害部位，丘吉尔后来还专门提到过这件事，称赞中国科学家的智慧。 1946年，钱伟长放弃了美国优渥的生活和科研条件，毅然回到祖国。那时候，新中国的科技一穷二白，他一边在清华大学教书，一边投身国防科研，参与了“两弹一星”相关的研究工作。 他研制的锌-空气电池，各项指标都超过了国际水平，解决了坦克和野外作业的供电难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 1982年，国家正在推行干部年轻化，不管是党政干部，还是科研、教育系统的领导，都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到了岁数就必须退下来，没人能例外。 可这时候，国家急需一位有能力、有威望的人，来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整顿学校风气，推动教育和科研结合。思来想去，所有人都想到了钱伟长。 可当时钱伟长已经70岁了，早就过了干部任职的年龄限制。就在大家为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亲自拍板，签发了调令，还特意在调令上加上了一句：“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这才有了开头那句严肃的表态。 钱伟长接到任命后，没有丝毫推辞，立刻赶赴上海上任。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提倡产学研结合，让学校的教学、科研真正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后来，上海工业大学和另外三所高校合并，组建了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一直做到98岁去世，自称“世界上最老的校长”。 除了搞科研、办教育，钱伟长还特别爱学习。64岁的时候，他看到计算机开始普及，就主动跟着年轻人学计算机，还独创了“钱码”汉字输入方法，速度快、容易学，被IBM公司采用，还获得了上海科技发明奖。 他一辈子坚持锻炼，90岁的时候，还每天步行3000步，说“不能吃身体的老本，要多为国家做几年事”。 2010年，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至此，“三钱”全部离世，但他们留下的科研成果和爱国精神，永远留在了中国大地上。 回过头来看，1982年邓小平同志的破例，不是特殊对待，而是国家对人才的珍视，是对钱伟长一生奉献的认可。 钱伟长一辈子，不管国家需要他做什么，他都毫无怨言，从弃文从理，到出国留学归来报效祖国；从搞科研攻坚，到投身教育事业，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这样的人，值得国家破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