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党准备清算青帮老大，助手问陈老总：还有个叫顾竹轩的怎么处理？没想到，陈老总摇头表示：这位大亨不能动！ 当时正值六月初，潘汉年把一份名单递到陈毅面前，上头列着四个名字，其中顾竹轩一栏特别标了红。陈毅没急着说话，只让人把顾竹轩的履历重新调出来。 陈毅坐在办公桌前，逐行核对履历上的每一条记录，他要的不是帮会头目的身份标签，而是这个人在历史关键节点的真实选择。顾竹轩1880年出生在江苏盐城的贫苦农户家，十六岁那年家乡遭遇严重灾荒，他没带多余衣物，只揣着乡亲凑的干粮，徒步数百里赶到上海谋生。没有文化、没有靠山的他，只能在公共租界拉黄包车，每天凌晨出门，深夜才能收工，租界巡捕的警棍、洋商的呵斥、同行的倾轧，他全都经历过，也亲眼看着无数底层劳工累死、饿死在街头，这些扎根在泥土里的苦难，让他后来即便手握势力，也始终没有站在底层民众的对立面。 他后来加入青帮，靠着同乡扶持与自身打拼，逐步掌控闸北、沪西的黄包车行、部分码头以及天蟾舞台，徒众遍布上海底层劳工群体，被称作“江北大亨”。同期的青帮头目大多依附列强、勾结反动势力，靠压榨劳工、走私贩毒、包揽不法勾当牟利，顾竹轩却始终守住基本底线，他不参与毒品交易，不恶意盘剥普通劳工，苏北同乡遇困、劳工被势力欺压时，他总会出面交涉维权，还长期为盐阜家乡捐助慈善物资，救助流离失所的乡亲，这份声望不是靠暴力威慑得来，而是靠一次次为底层人撑腰慢慢积累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顾竹轩受时局裹挟，参与过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的行动，这是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也是清算名单上标注红字的直接原因。民族危亡的时刻，他做出了和多数帮会头目截然不同的选择。上海沦陷后，日伪政权多次派人登门，许以伪上海帮会总会长的高位，还承诺将法租界核心码头、戏院经营权全部划归他名下，面对这样的利益诱惑，他当场把日伪代表赶出家门，公开表态绝不与侵略者合作。他全力支持身为共产党员的侄儿顾叔平开展地下工作，把天蟾舞台二楼经理室设为中共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的秘密据点，利用手下徒众的掩护，多次营救、转移地下党员，还悄悄为抗日武装运送药品、布匹等紧缺物资，甚至把年仅十五岁的幼子送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这些行动全程冒着生命危险，一旦暴露，整个家族都会遭遇灭顶之灾。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势力试图破坏工厂、码头、戏院等公共设施，还胁迫帮会头目裹挟民众制造混乱。顾竹轩提前约束所有徒众，严禁参与任何破坏活动，安排人手守护天蟾舞台、车行及周边码头，阻止了多起纵火、打砸事件，他没有像其他反动帮会头目那样卷款潜逃海外，也没有藏匿武器负隅顽抗，而是安守本分等待新政权接管，这些举动早已被地下党情报人员完整记录，成为履历中最具分量的内容。 陈毅反复核对这些史实，心里早已形成清晰判断。上海解放初期，城市秩序亟待恢复，码头运营、交通运转、底层劳工群体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数百万市民的基本民生，顾竹轩在底层劳工与苏北同乡中的影响力，能帮助新政权快速衔接劳工管理、码头秩序梳理等关键工作。评判历史人物从不能只看表面身份，更要看大节立场与实际贡献，顾竹轩虽有青帮背景与历史污点，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守底线，保护进步力量，为上海解放后的稳定保留了基础，和那些死心塌地依附反动势力、长期残害民众的帮会头目有着本质区别。 新政权对旧上海帮会势力的清理，从来不是简单一刀切的粗暴处理，而是严格甄别善恶、区分功过，对罪大恶极、侵害人民利益的坚决惩处，对大节不亏、有功于民族与人民的，给予改过自新、服务社会的机会。陈毅的这个决定，既守住了历史公正的底线，贴合上海解放初期的城市治理实际，更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处事原则，不被身份标签束缚，始终以人民利益与历史事实为根本依据。顾竹轩后来也用行动回应了这份信任，主动配合完成徒众登记安置，协助梳理码头与车行管理秩序，交出非法管控的产业，用余生践行了不与人民为敌的承诺。 历史从不会简单以出身定是非，更不会忽略关键选择里的坚守与担当，拨开身份的迷雾，看清本质与选择，才是读懂历史人物的正确方式。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