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中国援助，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程。但这段持续39年的合作，至今仍有人说不清是“援助”还是“交易”。 中国人第一次知道日本对华援助时，往往带着复杂的情绪。1979年大平正芳访华时掏出的500亿日元支票，对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确实像场及时雨。那时候的中国外汇储备只有8.4亿美元，北京到秦皇岛的铁路年货运量撑死1亿吨，上海港的万吨级泊位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 日本人递来的低息贷款（年息3%，还款期30年），正好砸在改革开放最缺钱的节骨眼上——修铁路需要钢轨，建港口需要设备，连北京地铁二号线的盾构机都是用日元贷款买的。 但这笔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施舍。日本外务省档案里写得清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放弃了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这让日本政界始终有笔“道义账”。 大平正芳访华前，田中角荣特意叮嘱：“中国没要赔偿，我们得用别的方式补偿。”可补偿背后还有算盘——70年代苏联在远东陈兵百万，日本需要借中国牵制北方压力；同时，中国的煤炭、石油资源，正是日本重化工业急需的原料。 双方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带着“借力”的意味。中国用日元贷款修通了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这条运煤专线建成后，60%的运力都给了日本进口。 日本企业跟着援助项目进来，松下的彩电生产线、丰田的汽车技术，借着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迅速占领了这片空白市场。80年代北京街头跑的黄色“面的”，全是用日元贷款买的大发汽车，车身上的“大发”logo，成了那个时代最直观的注脚。 这种微妙的平衡持续了近40年。中方始终强调“有偿资金合作”，因为90%的援助是需要还本付息的贷款，只有10%是无偿赠予。日方则在官方文件里写着“日中友好的结晶”，但民间调查显示，超过60%的日本人误以为ODA是“白送的钱”。 直到2004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三分之一，日本国内开始喊停援助，理由从“中国已不需要”变成“钱被用来扩充军力”，却很少有人提——那些用日元贷款建起来的港口，每年吞吐着价值万亿的中日贸易货物。 最耐人寻味的是项目的选择。中日友好医院、日语教师派遣、农村改水工程，这些民生项目占了无偿援助的大头，而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几乎全是贷款项目。前者像日本的“情感补偿”，后者更像两国的“利益共生”。 北京首都机场的扩建，让日本游客来华数量十年增长20倍；上海宝山电厂的投产，直接降低了日资企业的用电成本。这些项目账本上的数字，永远算不清是援助还是生意。 2018年最后一批日元贷款到期时，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曾经需要举全国之力偿还的外债，如今不过是外汇储备的零头。 但老一辈建设者还记得，1983年秦皇岛港煤码头投产那天，日本三菱重工的工程师和中国工人一起蹲在工地上啃馒头。他们或许不懂什么ODA条款，只知道那台日本产的卸煤机，让中国煤炭出口效率翻了两番。 这种掺杂着历史恩怨、现实利益的合作，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生存智慧，是两个邻居在时代浪潮中的相互借力，更是一段需要放在历史长镜头里才能看清的复杂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