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入职教师，月工资头月48元，另班主任费5元，加起来53元，一直拿了

1980年9月入职教师，月工资头月48元，另班主任费5元，加起来53元，一直拿了好多年。后来才逐步增加。直到2007年，月工资还只有2000左右。 我记得第一个月拿到那53块钱，崭新的票子，我反复数了好几遍。晚上，就着煤油灯的光，我把钱摊在掉漆的木桌上，心里盘算着。窗外是秋虫的鸣叫，土坯房的裂缝里钻进来丝丝凉风。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走了八里地到镇上，先去邮局给家里寄了20块。剩下的，我攥在手里，在供销社的柜台前转悠。我想买瓶墨水，想买包白糖，最后却只称了一斤最便宜的水果糖，花了一毛钱。我把糖小心地装进帆布包，往回走的路上，脚步是轻快的。 回到学校那间空荡荡的宿舍，炉子冷着。我剥开一颗糖放进嘴里，甜味慢慢化开。这时，敲门声响了。是我班上的学生李建国，一个总是低着头、衣服打补丁的男孩。他手里捏着几张毛票，声音像蚊子：“老师……下个月的学杂费，还差三毛。我爸说，过些天卖了鸡蛋一定补上。” 我看着他那双皴裂的手，又看看自己桌上那包糖。我忽然觉得嘴里的甜味有点发涩。我让他等一等，从抽屉里拿出那个包着剩余工资的手帕包，数出三毛钱，连同那包还没开封的水果糖，一起塞到他手里。“学费我先替你垫上。糖拿回去，和弟弟妹妹分着吃。告诉你爸，不急。” 他愣住了，脸憋得通红，最后深深鞠了一躬，跑了出去。 那个月剩下的日子，我过得紧巴巴。早饭的玉米糊更稀了，咸菜也省着吃。但我心里却挺踏实。周五下午放学，我正收拾东西，李建国又来了。他放下一个旧布袋，说了句“我爸让给的”，转身就跑。我打开一看，是十几个还带着泥的土豆，和两个红皮鸡蛋。 我把土豆放在墙角，鸡蛋握在手里，还是温的。煤油灯的火苗轻轻跳了一下。很多年后，我工资涨了很多倍，吃过各种糖，却总觉得不如那颗一毛钱的水果糖甜。而那两个鸡蛋的温暖，好像一直都没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