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发达国家宁可“自废武功”，也要去工业化？ 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污染较重、附加值低的制造转移境外，本质是资本应对生产过剩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工业化到一定程度，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但国内工资增长滞后，消费能力跟不上，产能过剩就成为周期性难题。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达到1950万人峰值，此后逐步下滑，到2019年降至1280万人，减少670万岗位。 192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率十年提高55%，工人实际工资仅增长2%，产量堆积而购买力不足，最终引发危机。外包低端环节等于把过剩压力和就业矛盾转移到其他国家，自己保留设计、标准、专利、品牌这些高利润部分。冷战结束后全球分工成型，美国掌控货币和规则，西欧、日本、韩国专注高端制造，中东、非洲、澳洲供应原料，俄罗斯提供能源。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后承担劳动密集组装，成为供应链枢纽。 外包带来双重好处。一是分散国内风险，工厂在境外，过剩先在当地消化，避免本土先出现大规模积压和失业。二是扩大市场，低成本生产降低价格，同时带动当地就业和收入，那些国家的人买得起欧美品牌的汽车、设备和消费品。苹果iPhone组装主要在中国，自己拿走设计和品牌的大部分利润，中国组装环节成本仅占零售价很小比例，就是典型例子。 通用电气在韦尔奇时期把这套逻辑用到极致。他关闭本土电器和照明工厂，生产线转移海外，GE资本提供融资租赁，把工业与金融绑定。短期成本下降、利润上升，股价上涨。美国本土制造业就业持续减少，中西部工业区空心化，工人转向低薪服务业，社会分化加剧。欧洲国家类似，把纺织、钢铁等低端外移，保留高端，表面维持高福利，实际基础产业根基逐渐削弱。 他们最初设想把产业链拆散到多个国家，互相制衡，谁也无法做大。可中国没有停在最后工序，而是打通上下游，形成完整工业体系。配套能力、工程师队伍、基础设施达到规模效应，原本分散的链条失效，外包出去的不再只是低端，而是培养出全面竞争对手。 美国制造业就业从1979峰值后持续下降，2000到2010年失去近600万个岗位，全球化外包和生产率提升共同作用。企业通过全球采购降低成本、转移风险，短期利润最大化，但本土供应链、人才和网络整体迁移，回流成本极高。这也是2009年后美国多次提出制造业回归的背景，表面应对2008金融危机，深层是信息技术革命吸纳就业能力弱于传统制造业，低端服务业又面临移民竞争，社会矛盾积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GE资本遭受重创，股价大幅下跌，公司接受政府救助和巴菲特注资。此后几任领导者尝试重振工业，但供应链、人才和供应商网络早已转移，回流难度极大。2021年GE宣布分拆为三家独立上市公司，分别专注航空、医疗和能源。2023年医疗业务分拆，2024年能源业务分拆，航空保留原名称。这标志着曾经的工业帝国彻底拆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