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0日，帅孟奇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往她鼻子里灌煤油。灌完一壶又一壶，灌得她七窍流血，左眼失明。 灌煤油。这种刑罚现在听起来陌生，当年在武汉、南京的监狱里，却是特务们常用的一种“水刑”变种。煤油刺鼻，黏腻，灌进鼻腔后倒流入气管和肺，那种灼烧感能让人瞬间窒息。他们用铁钳撬开她的嘴，把壶嘴硬塞进鼻孔，煤油混着血沫从嘴角溢出来。灌一壶，停一会儿，问她招不招。不招，接着灌。 帅孟奇当时三十五岁，在党内负责地下交通。她是湖南汉寿人，1926年入的党，丈夫许之桢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过学。两口子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革命从来不管你读过多少书。被捕前三个月，她刚把一批紧急情报从上海送到武汉，接头地点就在汉口租界的一家绸缎庄。叛徒是谁，至今档案里没写名字，只说是“交通线上的熟人”。熟人出卖熟人，最知道往哪儿捅刀子最疼。 灌到第三壶时，帅孟奇的意识已经模糊了。耳朵里嗡嗡作响，眼球胀痛，左眼一片血红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特务头子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慢条斯理：“帅女士，何苦呢？你说出名单，马上送你去医院。德国的眼科大夫，我们能请到。”帅孟奇吐了口血沫子，血里飘着煤油的彩晕。她说：“你们……也就这点本事。” 这话激怒了用刑的特务。第四壶煤油灌下去，她的肺部开始出血。监狱的医生后来在病历上写：“急性吸入性肺炎，左眼角膜破裂，视神经受损。”那是医学用语。真实的情形是，她躺在牢房潮湿的稻草上，煤油混着血水从鼻腔倒流出来，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咕噜咕噜的水声，像破风箱。 但她没死。同牢房有个因“政治犯”关进来的女学生，后来回忆说，帅孟奇昏迷两天后醒来，第一句话是问：“今天几号了？”她担心的是原定于十月十五日的另一次接头。女学生哭着说“十三号了”，帅孟奇用还能动的右手撑着想坐起来，没成功，重重摔回草堆里。她右眼望着牢房顶棚渗水的角落，看了很久，说：“也好，他们该转移了。” 这种镇定不是装出来的。帅孟奇早年在家乡办过女校，教国文也教算术。课堂上她常对学生说，人得知道自己为什么活。1927年“马日事变”，她亲眼看见刽子手把农会骨干的头颅挂在城门口，苍蝇围着打转。从那时起她就明白了，有些路踏上去就不能回头，回头比死还难受。 狱方以为她挺不过那个冬天。肺部的感染反复发作，左眼彻底失明，右眼视力也受损严重。可到了1933年开春，她竟然能扶着墙慢慢走动了。特务们换了个法子，不再用刑，改成饿饭。每天只给一碗掺了沙子的稀粥，牢房里不准生火，武汉的倒春寒能浸到骨头缝里。帅孟奇把稀粥表层的清水小心地喝掉，底下的沙子沉淀下来，攒在破碗里。同牢的女学生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看看他们一顿饭掺了多少东西，将来算账用得上。” 这话让女学生记了一辈子。1949年后，这位女学生在教育系统工作，每次作报告都要提这个细节：“帅大姐在那种时候，想的还是算账。不是算她自己的账，是算这个社会的账。” 1937年国共合作，帅孟奇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那天，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左眼窝深陷，右眼看人得凑得很近。来接她的同志看见她，好几个当场掉了眼泪。帅孟奇摆摆手：“哭什么，我不是活着出来了吗？”她去检查身体，医生看着X光片直摇头：肺部有严重的陈旧性损伤，左眼永久性失明，右眼视力只有0.2。能活下来，靠的纯粹是生命力那股狠劲。 往后的日子，她没离开过革命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全国妇联常委，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因为眼睛不好，文件得靠秘书念给她听，念的时候她闭着那只瞎了的左眼，右眼紧盯着空气里的某个点，仿佛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些。1957年，有人提议给她装一只义眼，好看些。她拒绝了：“留着这个窟窿，好记住煤油是什么味道。” 这话说得平淡，听的人却后背发凉。是啊，记住的何止是煤油味。是叛徒出卖时那个躲闪的眼神，是灌煤油时壶嘴磕在牙齿上的脆响，是牢房里永远散不掉的霉味和血腥气。她晚年住在北京一处朴素的院子里，院子角落种了棵枣树。每年秋天枣子熟了，她让人打下来分给邻居，自己一颗都不吃。她说看见红枣就想起当年灌煤油时吐出来的血块，心理上过不去。 1998年，帅孟奇以百岁高龄去世。遗嘱里有一条：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在长江里。她说长江水流到武汉，流经当年关她的那座监狱旧址，这样就算回去看过了。 历史课本上，帅孟奇的名字往往只在 footnote 里出现，篇幅比不上那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可你想过没有，正是千千万万个帅孟奇，用鼻孔里灌进的煤油，用失明的眼睛，用破损的肺叶，换来了后来人不必受刑的坦途。她们在黑暗里咬牙挺住，不是为了成为英雄，只是为了证明一件事：人可以被摧毁，但不会被打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