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过的除夕，晚餐就是一条鱼，没吃几口便不吃了。晚年的毛主席，很孤独，常常流泪。 1976年，毛主席过的除夕，桌上就一条鱼，他夹了几筷子，又放下，说了一句：想起全国还有那么多人连肉腥都闻不着。饭桌一下子凉下来。这一句，看着像随口感慨，更像是个老人把一辈子的账又翻开了一页。 那会儿，他自己也浮肿得厉害，手指按上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厨房想多添两样荤菜，他摆摆手，说一日三餐这样就挺好，中国不缺他这几口。 工资从六百多降到四百多，是他先点头的。出门开会，在人民大会堂喝茶，也得让吴连登去结账。 小灶只认他一个人，亲人都去中南海食堂排队，有人想蹭，他一句话压回去，意思很明白，人民给的那点照顾，只算在职务上，不算在家里头。 屋里翻开看，好东西不多。出访苏联的大衣和帽子挂在柜子里，回国后几乎没再穿。床是木板床，半边堆着书，半边铺着毛巾被，没有棉被，毛巾被一层压一层，有一条上头七十来块补丁。枕头是宋庆龄送的鸭绒枕，靠背垫着长征时带出来那条旧毛毯，他总说留着顺眼，也提醒自己别忘了是怎么熬到今天的。 外人记得的毛主席，多是城楼上迎风一挥手的模样。 晚年坐在床边翻书的时候，安静得多。一九七五年夏天，白内障刚动完刀不久，医生唐由之进屋看他，见他戴着眼镜小声念词，念着念着声音断了，人先抖起来，接着放声大哭。 唐由之一看，他手里拿的是陈亮的念奴娇。词里说的是兴亡，他脑子里跳出来的，很难不连到井冈山、长征路、解放战争里那些倒下去的名字。 书信也能戳到他。 一九七二年，福建莆田的乡村教师李庆霖给他写信，说在农村插队的儿子日子太紧，当父亲的心里发慌。那封信不华丽，却把基层人的委屈写得直。 毛主席看完掉了泪，没有让秘书套话回一封，而是把信压在案头，一看再看，后来自己说，总共看了三遍半。拖到一九七三年春天，他才提笔回信，寄出三百元，说聊补无米之炊，又加一句，全国这样的事多着呢，得统筹去办。从那以后，他嘴里那句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更像是对着一张张具体的脸在说话。 对普通人落泪，对天灾人祸更是受不得刺激。 一九七五年河南南部暴雨，不少县被淹，简报送到中南海，工作人员在床边念到已经死了人，被窝里的毛巾被跟着一抖，眼泪就滚出来。 过一阵，他轻声叨咕，说自己年纪越大，心越软。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城市一夜之间成了废墟，他那时候靠鼻饲活着，大多时间是半昏迷。清醒的时候还是要看简报，秘书读到损失难以估量几个字，他又一次嚎啕大哭。 这些眼泪绕来绕去，其实都勾着一个心结。 打天下的时候，他一遍遍告诫部队要守纪律，建国以后又一遍遍盯作风。他在延安看到甲申三百年祭，特意印成小册子发给干部，就是要大家记住，打进北京不算完，守住气节才算数。 黄炎培到窑洞里聊天，说起历朝历代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老路，那场谈话后来被反复提起。他给出的路子，其实就四个字，人民监督，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盯着权力看，人人出来负责，党才不容易变味。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盯的还是这一条。哈尔滨、沈阳那次视察，本来安排得喜气洋洋，餐桌上的菜从盘边排到盘中，他脸色一点点沉下去，只留下了一句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一九五一年底，东北、华北往北京报上来，沈阳不少人被查出有贪污行为，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触目惊心。 他在批示里用了一个词，贪污浪费的狂澜。 三反五反铺开，被判死刑的四十几人里，就有刘青山、张子善。有人替他们求情，说是有功之臣。他摇头，说正因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非杀不可，不这么办，救不了后面那成千上万只是在边缘打滑的干部。 外面的风向他也看得紧。 苏共二十大一开，赫鲁晓夫当众翻斯大林的老账，他听到风声，心里直打鼓。在杭州开的那次会议上，他写了几句提纲，说敌人一手打着和平旗号扩军备战，一手举着和平旗号搞文化往来，图的就是慢慢腐蚀人心。他那几年常讲，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翻船的可能。 后来的事他没来得及看到，苏联的结局倒像是给他做了一回旁证。 所以晚年人前人后那几场哭，很难当成简单的心软。唐山地震的简报，河南发大水的数字，福建农民的一封信，老战友的讣告，甚至银幕上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城的一幕，都能戳到他心底同一个地方。一个人一辈子拿人民两个字当轴心，到了生命的尾声，最怕的往往不是自己哪一天走，而是这支队伍以后还能不能守住当年的那句誓言。 那年除夕桌上的那条鱼，后来被人提起，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个画面。 房间里光线不算亮，床头那条旧毛毯还搭在那里，杯碟悄悄撤下去，他的筷子停在桌边，眼神已经飘出去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