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北伐战争硝烟刚散。吴佩孚奋战多年，最终大敌当前，手下叛将纷纷离去，只余亲信将领于学忠仍旗不卷。面对众叛亲离的凄惨境遇，吴佩孚曾孤身逃亡。那一年，他携家眷前往河南南阳，寻求于学忠这位老部下的庇护。 吴佩孚到南阳时，行踪已十分谨慎。于学忠得知消息后没有迟疑，带着亲信迎出城外。两人见面时没有太多寒暄，于学忠只说了一句“吴帅放心”，便安排住处、粮饷、护卫，连家眷的日常也照顾周全。 吴佩孚在北洋军阀里沉浮多年，此刻却像突然老了许多，坐在屋里沉默良久。 但于学忠的难处很快就来了。南阳虽在控制之下，可北方局势混乱，冯玉祥的势力与南方军队都在扩张。于学忠部下有人在会议上直言，吴佩孚名气太大，留在此处等于把全军绑在火药桶上。 话说得难听，却也现实。 于学忠听完后拍桌震怒，态度强硬到近乎不留余地。 于学忠心里清楚，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吴佩孚当年的提携。更何况吴佩孚在北洋系统中仍有象征意义，若此时翻脸，于学忠就算保住地盘，也会被人看不起。 只是吴佩孚并不想拖累旧部。 临走时，吴佩孚叮嘱于学忠不要轻易靠近蒋介石，如果要选归宿，就去找张学良。于学忠把这句话记得很牢，甚至可以说，于学忠后来很多选择，都绕不开这句提醒。 没过多久，南京方面的委任书就送来了。蒋介石当时正忙着整合各路军队，想把地方势力编进中央体系，于学忠这样手握重兵的将领，自然在拉拢名单里。 可于学忠很快撕掉委任，带着部队北上投向奉系张学良。 这一步并不轻松。奉军内部派系复杂，外来将领想站稳脚跟，往往要付出代价。张作霖接见于学忠时倒是十分客气，表面夸奖忠义，实则也在观察：这个人究竟是来求生，还是来争权。 张学良的考验更直接。张学良提出军饷发放方案，让于学忠自己挑。按当时军阀部队的惯例，主官包干能捞不少油水，还能稳住人心。 可于学忠没有犹豫，选择按实发放。理由听起来平淡，却让张学良暗自吃惊，因为这等于放弃了最容易得到的利益。 那段时间，于学忠在奉军里并不张扬，做事却很硬。部队纪律抓得极严，军官贪墨就查，兵员逃散就整。很多人背后骂于学忠太“死板”，但前线一开打，这种死板反而救命。 奉军在山东、直隶一带作战时局势屡屡不顺，于学忠多次奉命协同作战。张宗昌那种性格粗暴、兵心散乱的军阀，最缺的就是能扛住局面的将领。 据记载，于学忠曾在混乱战局里强行稳住阵线，掩护友军撤退，使奉军避免全线溃散。张宗昌事后感叹，手下多是怕死之辈，像于学忠这种敢顶着枪火往前压的将领并不多见。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学良与苏联因铁路管理权冲突走向军事对抗。东北军在边境集结，苏联红军调动迅速，战况一度紧张。 于学忠参与相关军事部署，负责部队整顿与边防任务。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阀混战，而是面对外部压力的硬碰硬，谁都知道一旦失控，东北局势会更难收拾。 战事最终在外交压力下停下，但东北军的消耗极大。张学良对苏联的戒备加深，东北内部也开始出现更明显的焦虑。于学忠回到驻地后照旧整军，甚至把军械、粮秣都重新清点了一遍，生怕再遇到突发情况。 有人说于学忠太谨慎，于学忠却不解释。于学忠心里明白，乱世里最危险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先散了。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奉军内部人心浮动。部分将领想趁乱分兵自立，于学忠在这一阶段态度极强硬，直接处置了企图分裂的马廷富。处置手段很重，却让张学良真正放下疑心。张学良后来甚至公开表示，东北军里最可靠的人之一就是于学忠。 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杨虎城扣留蒋介石，逼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震动。东北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人想趁机倒向南京，有人想把张学良推下去换取前途。 于学忠在这个阶段保持克制，没有参与公开争权，也没有鼓动兵变，而是稳住部队，避免局势失控。 那种沉默并不代表没有态度，而是一种更深的选择。于学忠清楚，一旦东北军自乱阵脚，张学良就再无回旋余地。 有人后来评价那段历史时说得很直白：局面越乱，越考验人能不能守住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