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浙江宜兴战俘营里出了件怪事。一个穿着国民党少将制服的俘虏，看着不远处走过的解放军团长，突然笑出了声。他冲着那边就喊：“老同学，别押我，我是中央军委的人！”周围的战士都愣了，这俘虏怕不是吓疯了吧。可被喊到的团长钱申夫回头一瞧，整个人都僵住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张脸，钱申夫太熟悉了。延安抗大四期三大队，他们住过一个窑洞，睡过同一铺炕。冬天开荒那会儿，钱申夫踩塌冰面掉进河里，是这人趴在冰上用腰带把他拽上来的。回到窑洞，两人裹着破棉被烤了半夜火，聊着革命成功后要去看真正的大海。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人叫李唯平，学习笔记做得比谁都认真，讨论会上发言总带着湖南口音。 可那都是1940年以前的事了。春天李唯平请假回老家探亲，说母亲病重，这一走就再没回来。组织上派人找过，传来的消息是路上可能遭了国民党特务毒手。大家伤心了好久，大队长还在追悼会上念了他的名字。谁能想到，九年后的江南四月，这个“牺牲”的战友竟穿着国民党将官服，站在战俘队伍里冲他笑。 钱申夫脑子里嗡嗡作响。他想起李唯平离开延安前那个晚上，两人在延河边散步。月光底下，李唯平说了句奇怪的话：“革命的路长着呢，说不定哪天咱们在别的战场上遇见。”现在琢磨这话，里头透着说不清的滋味。战俘营的空气凝固了，押解的战士握紧了枪，眼睛在团长和这个“国军少将”之间来回扫。 李唯平倒是很平静，他慢慢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头是张泛黄的纸条，边角都磨毛了。纸条上只有三个字——“深海潜”，落款是个只有延安保卫部门才知道的代号。钱申夫手有些抖，他认出来，那是当年社会部部长亲笔写的暗语。这种纸条他只见过一次，1942年有个同志去上海前，部长也是这样写的送别暗号。 原来这九年，李唯平一直在敌人的心脏里活着。他那些“牺牲”的消息，是组织精心放的烟幕；国民党军队里步步高升的“李副师长”，是另一条战线上的孤胆战士。他不能联系任何熟人，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就像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就连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延安，他的部队就在进攻序列里，他得对着地图上熟悉的窑洞、操场，做出部署进攻的样子。 最残酷的是，这些年他送出来的情报，间接导致了不少国民党部队的溃败，也意味着许多曾经的同僚、甚至可能包括抗大的同学，会在战场上因他的情报而牺牲。他得听着那些人骂“共匪”，得跟着举杯庆祝“捷报”，夜里躺在将军宿舍的床上，想着延河边的火光。 钱申夫嗓子发干，他想起1940年春天送李唯平离开延安时，两人在黄土坡上狠狠拥抱了一下。李唯平说：“等胜利了，咱们窑洞那些人，得好好喝一顿。”现在他明白了，那时候的李唯平已经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要变成什么人。 战俘营的夕阳斜照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解放军军装，一个穿着皱巴巴的国民党将官服，可他们的影子在黄土地上几乎叠在了一起。钱申夫慢慢抬起右手，敬了个礼。周围的战士看着团长，又看看那个依然微笑着的“俘虏”，隐约明白了什么，握枪的手悄悄松开了。 历史就是这样，有些故事埋在地下很多年，长出来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枝叶。那些在暗处开花的人，或许永远等不到阳光下结果的季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