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在转移时，总被日军发现，司令员感觉有蹊跷，就派人调查，发现秘书口袋破了，破口袋中装了高粱米，撒了一路！ 白花花的高粱米，在黑黢黢的路上，那就是给鬼子留下的“路标”啊！ 那一瞬间，周彪全明白了。为什么鬼子每次都能精准包抄？为什么咱们的集合点总被炮火覆盖？合着咱们这是自己在给鬼子带路！这哪里是撒高粱，这分明是在撒战友们的命！ 当时周彪那暴脾气，恨不得掏枪就把这吃里扒外的东西毙了。但他忍住了。他是指挥员，他知道这时候要是开了枪，前面不远处的鬼子听见枪声围上来，全团都得完蛋。再说了，抓贼得抓脏，还要顺藤摸瓜。 周彪给身边的警卫员使了个眼色，几个人悄无声息地把李秘书“夹”在了中间，但没惊动他。随后，周彪拉着政治部主任方国南，假装商量事儿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老方，逮着了。李秘书在撒高粱，给鬼子引路。” 方国南一听，脸色煞白，手直接摸向腰间的盒子炮：“我崩了他！” “别动！”周彪一把按住方国南的手，眼里闪过一道寒光，“既然他想给鬼子引路，那咱们就给鬼子引一条‘死路’。这叫将计就计。” 周彪立刻做了部署：他派了两个最机灵的侦察员，兜里装满高粱米，悄悄脱离大部队，往另一条通向死胡同的岔路上撒。而且要撒得更有技巧，断断续续，跟李秘书的手法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大部队立刻改变行军方向，甚至有人专门负责清理路上的痕迹，悄无声息地钻进了青纱帐的深处，向备用宿营地转移。 这一招“移花接木”果然奏效。天亮后侦察员回来报告，大批日伪军顺着那条撒了高粱米的岔路，像是闻见腥味的苍蝇一样疯跑，最后在那条死路里扑了个空，气得哇哇乱叫，还触发了咱们预埋的地雷，被炸得人仰马翻。 而此时，到了安全地带的周彪，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大手一挥：“把李秘书给我带上来！” 审讯就在临时指挥部里连夜进行。起初这个李秘书还想抵赖，摆出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说自己口袋破了，是“不小心”漏出来的干粮。 周彪冷笑一声，把从路边捡回来的那一小把沾着土的高粱米，“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口袋破了？你那口袋破得真有水平，能像漏斗一样匀速往外漏？这高粱米，跟你口袋里的一模一样。要不要我现在就把炊事班长叫来，或者去找那几个送公粮的老乡对质，看看这成色是不是他们那儿产的？” 李秘书看着那一桌子“铁证”，又看着周彪那双仿佛能洞穿人心的眼睛，心理防线彻底崩了。他瘫软在地上，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这一招不要紧，审讯出来的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这根本不是李秘书一个人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已经渗透进十分区核心层的四人谍报小组！ 除了他这个政治部秘书，还有司令部的文书、供给部的会计，甚至还有一个警卫班的副班长！这四个人，平时看起来都是老实巴交的“自己人”，甚至有的还立过功。可鬼子用金条、大烟土，许诺了将来“维持会长”的高官厚禄，就把他们的骨头买软了。 他们分工明确：文书负责窃取作战计划，会计负责搞清楚物资藏匿点，警卫班那个负责监视首长动向，而李秘书则负责在转移途中留下记号。之前几次突围失败、战友惨死，甚至有几个村子的老乡因为掩护伤员被屠村，全都是这四个人告的密！ “抓！现在就抓！一个不许漏！”周彪的命令斩钉截铁。 抓捕行动雷厉风行。另外那三个内鬼，还在被窝里做着当“开国功臣”的美梦呢，就被黑洞洞的枪口堵住了脑门。当这四个人被五花大绑押到战士们面前时，整个部队都炸了锅。那些平时跟他们睡一个通铺、吃一锅饭的兄弟们，眼睛都红了，恨不得上去撕了他们。 这次“锄奸”行动，对于冀中十分区来说，可以说是绝境重生。拔掉了这几颗毒瘤，部队就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此后的行军转移，周彪带着队伍在冀中平原上灵活穿插，如鱼得水。他们扒铁路、端炮楼、截粮车，把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搅得天翻地覆，硬是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杀出了一条血路。 咱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千万别觉得周彪是“运气好”。 1942年的五月，那是真正的腥风血雨。就在同一个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就是在掩护总部突围时，被日军炮火击中，壮烈殉国。那是咱们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当时的情况何其相似？日军也是通过极其精准的情报，锁定了八路军总部的位置。 还有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刘贤权，也是在转移途中被日军安插的作战参谋出卖，导致在齐河县大李村被日伪军重重包围，妻子王晴在突围中牺牲。 这次事件后，各部队都吸取了教训，重要行动前都要先进行严密的内部甄别。这也成为了后来军区反特斗争的一个经典教材。 1955年，周彪被授予中将军衔。当金灿灿的勋章挂在他胸前时，不知道老将军会不会想起1942年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想起那把差点让整个分区覆灭的高粱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