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发达国家宁可“自废武功”，也要去工业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发达国家宁可“自废武功”，也要去工业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全球贸易规则，资本寻求将全球组装成最低成本生产链。苹果公司供应链基本不在美国境内，美国本土主要留下核心研发、设计等环节，利润大头却留在本土。代工国获得的主要是加工费用和少量边角利润。 九十年代后，这种去工业化对西方资本而言成为最优选择。他们并非不懂制造业的重要性，而是清楚利润应在何处结算。产业链被打散，分散到多个国家，彼此牵制，发达国家依靠标准、专利、工艺、品牌持续收割收益，同时维持国内高福利。理想模型中，印度产棉花、越南做面料、日本提供染料、中国负责缝合，发达国家永远占据高端环节。 收益计算非常明确。以苹果为例，iPhone零售价格中，组装环节成本占比极低，劳动费用仅占不到2%，而苹果通过品牌、设计和软件获得绝大部分增值。代工环节的微薄收益留在当地，核心增值留在总部。九十年代后，这种去工业化对西方资本而言成为最优选择。他们并非不懂制造业的重要性，而是清楚利润应在何处结算。产业链被打散，分散到多个国家，彼此牵制，发达国家依靠标准、专利、工艺、品牌持续收割收益，同时维持国内高福利。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托统一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逐步形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完整制造体系。规模、效率、配套网络、工程师资源以及产业组织能力均达到新水平。中国做着做着，把上下游全做齐了，从基础原材料加工到精密部件生产，再到最终组装，形成闭环。原本希望通过多国分拆链条实现相互制衡的设想，面对单一大型工业体的整合失去效果。 原本希望通过多国分拆链条实现相互制衡的设想，面对单一大型工业体的整合失去效果。发达国家原本的设想是把低端制造外包，同时依靠新技术、新产业在本土创造更多高薪岗位，维持中产生活。但信息技术革命创造的岗位远少于传统制造业。程序员等核心岗位数量有限，许多中型信息技术公司规模仅几百上千人。 制造业外包后，信息技术无法充分吸纳中产就业，大量人口转向低端服务业，低端服务业又面临移民竞争。社会分化现象逐渐显现。欧洲、日本、韩国原本希望在美国主导下稳定获得高端制造收益。但中美在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上的配合，把部分原本依赖高端制造的地区相对位置拉开。 信息技术革命创造的岗位远少于传统制造业。程序员等核心岗位数量有限，许多中型信息技术公司规模仅几百上千人。制造业外包后，信息技术无法充分吸纳中产就业，大量人口转向低端服务业，低端服务业又面临移民竞争。社会分化现象逐渐显现。 欧洲、日本、韩国原本希望在美国主导下稳定获得高端制造收益。但中美在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上的配合，把部分原本依赖高端制造的地区相对位置拉开。发达国家将资源集中到高附加值领域，降低本土低端产能过剩风险，同时借助海外市场扩大整体规模。这种策略在当时有效维持了资本收益集中，却在后续发展中暴露出结构性局限。 中国凭借完整工业基础和强大配套能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关键位置，这正是当初分工模式未充分预见的变量。发达国家曾以利润为优先的布局，在新形势下需要重新评估安全与竞争需求。 2008年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回归讨论增多，但实际推进面临重重障碍。西方国家发现，外迁的供应链网络、技能人才和供应商体系已深度嵌入新地点，回流成本极高。信息技术革命创造的岗位远少于传统制造业，无法充分吸纳中产就业，低端服务业竞争加剧，社会分化现象显现。 欧洲、日本等原本依赖高端制造的地区，在中美合作推动技术和应用落地过程中，相对位置被拉开。通用电气在韦尔奇退休后，金融服务占比过高，面临危机，后续分拆为航空、医疗、能源三家独立公司。 韦尔奇2001年退休后，获得约4.17亿美元补偿，后期为多家机构提供咨询，出版管理书籍，创办杰克·韦尔奇管理学院。2020年去世后，中国凭借完整工业基础和强大配套能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关键位置，这正是当初分工模式未充分预见的变量。发达国家曾以利润为优先的布局，在新形势下需要重新评估安全与竞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