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于凤至浑身插满了管子，她的女儿抱着她哽咽：能不能再等等。“母亲，你不是一直期待见父亲吗，他快要来了，你在等等好不好。”张闾瑛语气哽咽的对着自己的母亲说道。当听到关于张学良的事情时，于凤至也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语气微弱的说到：“我等了你父亲几十年，此生的缘分恐怕就到这儿了。” 那是1916年，张作霖一句“听我的”，把富商之女于凤至塞给了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那时候年轻气盛，满脑子都是自由恋爱，对这个比自己大三岁的老婆，开口闭口就是“大姐”。这称呼听着亲切，其实透着一股子疏离感。 换做一般的女人，面对丈夫的冷淡和后来赵一荻的介入，估计早就崩溃了。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就在深宅大院里郁郁寡欢。但于凤至是怎么做的？她硬是凭借着自己的高情商和管理能力，把整个帅府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不仅管账、管家，甚至还能在张学良处理军务的时候给出独到的见解。她活生生把一个“包办妻子”的角色，做成了张学良不可或缺的“合伙人”。 这才是于凤至最厉害的地方：她清楚自己在婚姻里的位置，既然得不到全部的爱，那就握紧手中的权和钱，守住这个家的体面。当赵一荻跪在帅府门前求收留的时候，于凤至那句“西院给她住，工资照发”，展现的可不仅仅是大度，更是一种掌控全局的底气。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来得猝不及防。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这事儿对中国历史是个转折，对于凤至个人来说，更是天塌地陷。那时候她还在英国陪孩子读书，日子过得舒坦又安逸。一听到张学良被扣押的消息，她二话没说，直接买了回国的船票。 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举动。那是回国享福吗？那是一头扎进火坑里啊！ 回国后，她陪着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从繁华的都市到荒凉的深山，生活条件的落差大得吓人。在贵州修文的阳明洞，阴暗潮湿，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曾经锦衣玉食的少帅夫人，在这种环境下身体迅速垮掉。乳腺癌，这个在当时几乎等同于绝症的词，砸在了她的头上。 这时候，张学良做了一个决定，让她去美国治病。也就是这个决定，让两人一别就是整整50年。 到了美国后的于凤至，才是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开始。 一个刚做完切除手术、身体虚弱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身处异国他乡，语言还不通，还得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和生活费。这要是换个人，估计早就绝望了。但于凤至骨子里流淌着她父亲于文斗的经商血液。她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哭没有用，钱才有用；只有活下去、富起来，将来张学良重获自由时，才有安身立命的本钱。 于是，华尔街多了一位中国女人的身影。 她逼着自己学英语，研究股市K线图，分析华尔街的行情。她从最基础的股票做起，凭借着惊人的直觉和胆识，在那个白人男性主导的金融圈里杀出了一条血路。不管是股票还是房地产，她几乎是投什么赚什么。 可生活总是喜欢在伤口上撒盐。 1964年，一纸离婚协议书从台湾寄到了洛杉矶。理由冠冕堂皇：张学良要皈依基督教，教义规定只能有一位妻子，为了给陪伴他三十多年的赵四小姐一个名分，只能委屈于凤至离婚。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大的羞辱？ 她在前方拼死拼活地赚钱养家，为丈夫铺路，结果后方却要把她“扫地出门”。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于凤至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但她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只要这对汉卿有好处，我签。” 她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名字，但她从未承认自己是“前妻”。在她的心里，在她的遗嘱里，她始终是张学良的夫人。这种近乎偏执的坚守，既让人心疼，又让人敬佩。 到了1990年，好消息终于传来了。台湾那边的政治风向变了，张学良即将获得全面自由。于凤至听到这个消息时，眼睛里闪烁着久违的光芒。她让女儿赶紧把那栋空置的别墅打扫干净，把那些老照片擦得锃亮，她甚至开始盘算着见面时该穿什么衣服，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可就在这黎明前的最后一刻，死神敲响了门。 1990年3月30日，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93岁的于凤至，身体各项机能都已经到了极限。她躺在病床上，看着那个为了迎接丈夫而特意留出来的空位，听着女儿哭着喊“能不能再等等”，眼角滑落了最后一滴泪。 她这一辈子，赢了商场，赢了名声，赢了所有人的尊重，却唯独输给了这最后的一步之遥。 于凤至去世后，被安葬在了洛杉矶的玫瑰公墓。那里有两座墓穴，一座是她的，另一座是空的。那是她特意留给张学良的，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是“凤至张”。即便是在另一个世界，她也想守着那个名分，守着那个人。 讽刺的是，后来张学良虽然重获自由并来到了美国，但他并没有选择填补那个空墓穴，而是最终选择与赵一荻合葬在夏威夷。 当张学良在那一年晚些时候终于来到洛杉矶，站在于凤至的墓前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沉默了很久。他看着墓碑上那行字——“Here waits for the Young Marshal’s return”（在这里等待少帅的归来），老泪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