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91年，邓公请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却说：我回去可以，但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 1991年5月29日上午，纽约曼哈顿，贝太太家的公寓电梯门缓缓滑开，门外站着的，是90岁的张学良，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 此刻像个等待长官检阅的新兵，衣着笔挺，甚至有点拘谨地守在电梯口，他等的不是别人，是当年东北讲武堂的学生、也是他在西安事变时的下属吕正操。 当两双布满老人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没有任何寒暄，甚至没有眼泪，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直到两人坐定，吕正操才打破了沉默，抛出了那个他在心里计算了无数遍的数字：“汉公，从西安一别到现在，整整54年5个月零4天。” 这个数字像一颗钉子，精准地钉在了历史的墙上，前一个“54”，隐喻着“五四运动”那代人的热血，后一个“54”，则是张学良被软禁、与外界彻底失联的漫长刑期。 张学良听得一怔，随即眼神变得深邃，他看着眼前的吕正操，忽然咧嘴笑了，那是东北人特有的幽默：“你还有个外号叫‘地老鼠’呢，当年冀中地道战搞得厉害。” 吕正操也笑了，摆摆手说是老百姓的功劳，听到“老百姓”三个字，张学良收起了笑容，沉重地吐出四个字：“得民者昌。” 早在这一年4月，从张学良侄女张闾蘅的越洋电话，到宁恩承发给阎明光的电传，所有的信号都指向一个核心：张学良想动了，北京也想动了。 但这是一个极高难度的政治操作，1991年的两岸关系乍暖还寒，台湾当局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位“超级人质”，北京方面如果派统战官员直接接触，极易引发政治地震。 于是，邓小平这着棋下得极妙，打“私人牌”，选吕正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他是辽宁海城人，这一口乡音是张学良最渴望的密钥，他是讲武堂的学生，有师生之谊，他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是两人共同“救国罪证”的活体证人，除了他没人能解开张学良心头那把锁。 真正触及核心的谈判，被刻意安排在了第二天傍晚，地点选在曼哈顿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这里没有无孔不入的媒体，也没有台湾特务的眼线。 在这个充满了资本味道却又极度安全的密室里，吕正操从怀里掏出了邓颖超的亲笔信。 张学良的视力已经退化得厉害，他不得不把脸几乎贴在信纸上逐字辨认，信是邓大姐受邓小平委托写的，字里行间没有政治高压，只有“周恩来故友”的温情召唤。 读罢，老泪纵横，他喃喃自语：“周恩来我熟，人特别好……你帮我给邓大姐带个好。” 随后，在这个瑞士银行的房间里，张学良终于交了底，他想回，做梦都想回，阎明光顺势提议，上海有个名医叫“东方一只眼”，治眼疾一绝，张学良当场拍板：“我就以回大陆治病的名义回去！”但他紧接着竖起三根手指，向吕正操提出了回国的“约法三章”。 这三个条件，直到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受到一位历史老人的清醒与傲骨： 第一，不搞欢迎仪式，他不要鲜花，不要红毯，不要那些虚头巴脑的排场；第二，不见记者。他不想被聚光灯烤着，不想成为媒体猎奇的标本；第三，不搞恭维奉承，大家喝酒吃肉可以，但别给他戴高帽，别搞官场那一套。 吕正操听完，半开玩笑地担心：“不见记者容易，可老百姓认出你来围着不让走咋办？”张学良大笑：“我不怕老百姓，我就乐意见老百姓！” 这分明是一个被政治裹挟了一辈子的老人，试图剥离身上所有标签，只想以一个普通东北汉子的身份，去摸一摸故土的黑土地。 然而，尽管双方在纽约达成了默契，尽管张学良写下了“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的诗句，但那条回乡的路，终究没走通，夫人赵一荻的病情突然反复，成了绊住脚步的第一道坎。 紧接着，两岸政治气候骤变，李登辉时代的诡谲风云，让这位百岁老人的回乡之旅变得步步惊心，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愿，再次搅动两岸的政治风波。 2001年10月16日，101岁的张学良在夏威夷因病离世。 此时距离那场曼哈顿的电梯口重逢，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吕正操在大洋彼岸发去唁电，字字泣血，他没能等到老长官回来治眼睛，也没能再陪他喝上一杯家乡的烧刀子。 张学良的一生，在西安迈出了惊天动地的一步，却在最后的回乡之路上，停在了海峡的这一头，那“约法三章”，成了他留给故土最后的、未兑现的温柔契约。 信源：史海：吕正操三晤张学良劝其回大陆内幕——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