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人类对抗魔鬼”：神学框架与政治现实的张力10.1“人类对抗魔鬼”叙事

第十章 “人类对抗魔鬼”：神学框架与政治现实的张力10.1 “人类对抗魔鬼”叙事的神学根源10.1.1 亚伯拉罕宗教中的善恶二元论传统“人类对抗魔鬼”的叙事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中深厚的善恶二元论土壤。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将宇宙视为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永恒斗争的战场。琐罗亚斯德教作为最早系统阐述这一世界观的宗教，提出了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与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之间的宇宙对立——前者代表智慧、光明与创造，后者象征破坏、黑暗与混乱。这一二元论框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魔鬼”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神学模板。在亚伯拉罕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原本作为”控告者”或”考验者”角色的撒旦形象逐渐演变为绝对的邪恶化身。圣经学者指出，纯粹邪恶存在者的观念在圣经中是较晚发展的产物 。在《约伯记》中，撒旦还扮演着天堂检察官的角色，其职责是考验那些蒙福者的信仰；然而，随着波斯征服以色列人，约伯记中的撒旦与波斯人采纳的琐罗亚斯德二元论神学相融合——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与恶神阿里曼之间的持续战斗——这种极化的二元论在艾赛尼派的神学中扎根，并在基督教中牢固确立。巴力从古代迦南主神到基督教魔鬼象征的转变，正是这一神学演变的典型案例。早期希伯来圣经中的巴力只是众多异教神祇之一，与耶和华形成竞争关系；然而，随着一神论的确立和二元论世界观的强化，巴力逐渐被妖魔化，最终成为别西卜——“苍蝇之王”、鬼王、撒旦的别称。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神学观念的变化，更揭示了宗教话语如何将政治对手建构为宇宙邪恶的化身。10.1.2 末世论框架下的终极斗争想象末世论（eschatology）为”人类对抗魔鬼”叙事提供了时间维度和终极目标。在这一框架下，现世的冲突被理解为末世决战的前奏，历史被视为朝向终极善恶对决的线性进程。琐罗亚斯德教关于救世主（Saoshyant）、最终审判和世界更新（Frashokereti）的信念，为后来的亚伯拉罕宗教提供了末世论的蓝本 。当代地缘政治中的许多冲突话语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末世论传统。犹太复国主义对”应许之地”的神圣化想象、基督教锡安主义对基督再临的期待、以及某些伊斯兰运动对末日决战的预言性解读，都在不同程度上激活了末世论的叙事资源。在这种话语框架中，土地被神圣化为神圣的继承物，殖民被重新包装为”回归”，而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则被建构为必须被清除的存在性威胁。末世论框架的危险在于它将政治冲突道德化为宇宙层面的善恶对决。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世界被视为善与恶力量的战场，那么世界上的邪恶必须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与之战斗并击败” 。这种思维方式使得妥协成为不可能，因为与”邪恶”妥协本身就是对神圣秩序的背叛。10.1.3 神学叙事对政治判断的深层影响神学叙事对政治判断的影响往往是深层且不易察觉的。它们提供了一套认知框架，塑造了人们理解冲突、识别敌友、评估行动正当性的方式。佛教哲学家大卫·洛伊（David Loy）指出，善恶二元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世界观 。尽管这种二元论并非亚伯拉罕宗教所独有，但它确实是这些宗教之间冲突如此难以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信徒倾向于将自己的宗教认定为善，而将其他宗教或其信徒妖魔化 。当布什将美国视为”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时，本·拉登将其视为邪恶；当本·拉登将伊斯兰圣战视为对抗不敬帝国的正义之战时，布什将其视为邪恶。这使得他们成为同一种”善恶圣战”的两个不同版本 。从佛教的视角看，这种镜像对立的双方都存在某种幻觉，重要的是理解这种黑白思维方式如何将更多的苦难和邪恶带入世界 。神学叙事对政治判断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暴力的正当化上。研究表明，将世界视为善与恶力量之间的战场，会合理化”以眼还眼”的原则，而非”转过另一边脸颊” (populism-europe.com) 。当敌人被建构为宇宙邪恶的代理人时，对其使用暴力不仅被允许，而且成为神圣义务。10.2 善恶二元论在政治话语中的运用与滥用10.2.1 简化复杂政治现实的认知风险善恶二元论在政治话语中的首要风险在于其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地缘政治冲突往往涉及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交织，而二元论框架将这些复杂性还原为简单的善恶对立。这种简化不仅扭曲了现实，还阻碍了有效的问题解决。正如一项关于”反恐战争”的后殖民批判研究所指出的，主流媒体倾向于接受来自政治官员和评论员的过度简化的善恶修辞。在9/11事件后，美国媒体敦促读者不要”仅仅假设这是狂热分子和未开化之人的作为”，坚持认为”’善与恶’的冲突形象具有误导性”，并强调需要理解袭击者行为背后的原因。然而，这种理性的声音往往被更响亮的善恶二元论话语所淹没。二元论思维的认知风险还在于其自我确认的特性。一旦将某个群体或国家标记为”邪恶”，所有与其相关的行为都会被自动解读为邪恶的表现，而任何试图理解其动机的努力都会被指责为”为邪恶辩护”。这种认知封闭使得对话和理解成为不可能。10.2.2 绝对主义思维对政治妥协的阻碍善恶二元论与绝对主义思维紧密相连，而后者对政治妥协构成了根本性障碍。在政治神学领域，绝对主义坚持某些原则是不可妥协的真理，任何与之矛盾的立场都是错误的 。这种思维方式在宗教领域可能表现为对教义的严格遵守，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对核心利益的绝不退让。社会学家马克·尤尔根斯迈耶（Mark Juergensmeyer）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上帝心中的恐怖》中指出，宗教通过将分歧提升到宇宙层面来加剧将人划分为朋友与敌人、善与恶、我们与他们。“宗教暴力之所以特别野蛮和无情”，是因为它将在世俗冲突置于”大于生活”的”宇宙战争”语境中 。虽然尤尔根斯迈耶试图区分”宇宙战争”与世俗政治战争，但他自己的分析表明，这种区分是难以维持的。绝对主义思维对政治妥协的阻碍在中东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土地被神圣化为神圣的继承物、当边界被视为神圣契约的界限时，任何领土让步都会被建构为对神圣秩序的背叛。同样，当对方被建构为宇宙邪恶的代理人时，与其妥协本身就是对善的失败。10.2.3 “魔鬼学”叙事的自我实现效应“魔鬼学”（demonology）叙事——即通过将对手妖魔化来建构敌我界限的话语实践——具有显著的自我实现效应。当一方将另一方建构为”魔鬼”或”邪恶”时，这种话语不仅反映了既有的敌对关系，还会强化和再生产这种敌对关系。研究表明，在旷日持久的冲突环境中，不同社区会逐渐形成分离的学校、组织和生活方式，彼此之间建立关系的机会越来越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者化”——即本质上的非人化——变得更容易：人们只看到自己群体的苦难，而不一定看到或承认另一社区的苦难；另一社区被视为”敌人”，是己方社区所面临苦难的始作俑者。这种认知框架使得对敌人使用暴力成为可能，因为”他们是敌人”。“魔鬼学”叙事的自我实现效应还体现在其对对方行为的塑造上。当一方被持续地妖魔化时，它可能会逐渐内化这一角色，或者以对抗性的方式回应这种建构。这种动态在伊朗与以色列的敌对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双方的相互妖魔化不仅反映了既有的地缘政治竞争，还不断再生产着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10.4.2 对”巴力作为宗教象征”论断的最终评估本文的核心论断——“巴力作为宗教象征”——在多个层面得到了验证和深化。在历史层面，巴力确实经历了从古代迦南主神到基督教魔鬼象征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不是简单的语义变化，而是涉及复杂的政治-宗教斗争、神学重构和文化冲突。巴力的案例展示了宗教象征如何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化而被重新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如何反过来影响政治实践。在当代层面，巴力/别西卜的象征在伊朗-以色列对峙中被重新激活，成为双方相互妖魔化的工具。伊朗领导人对”大撒旦”（美国）和”小撒旦”（以色列）的修辞，以及以色列对伊朗”邪恶政权”的建构，都可以被视为这一象征传统的现代变体。巴力的历史幽灵以新的形式继续游荡在中东政治舞台上。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巴力作为宗教象征的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它既可以被用作妖魔化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反思宗教-政治关系的契机。本文对巴力历史的追溯，正是希望通过对这一象征的解构，揭示善恶二元论话语的建构性，从而为更具批判性和辩证性的政治思考开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