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久见！2020年，西安一女子5年来严格按照学校的作息接送女儿上下学。可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是带着女儿在外面闲逛，导致孩子十几岁了却没上过一天学，而这背后的原因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回到2020年的西安，有一段卷宗里，记下的画面特别扎人：桌上铺着一张白纸，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握着笔，手指用力到发僵，笔尖却在纸上划不出像样的字。 她写不成句子，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断断续续，横竖歪斜，最后像是把几条线硬挤在一起。 旁边的母亲马女士盯着那张纸，先是发愣，接着突然就哭出来了，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撑不住的哭。 这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孩子笨”，后来查清楚的事实更让人不舒服：从2015年到2020年，这个孩子，几乎错过了整整五年的正规入学教育。 五年对成年人可能只是几次换工作、几次搬家，对一个孩子却是最关键的阶段——识字、写字、同伴交往、规则意识、课堂习惯，这些都在那几年里慢慢长出来，她被硬生生从这条轨道上拽了下来。 事情最开始其实很普通，马女士一家从汉中到西安打工，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学位成了难题。 很多在外务工家庭，都会碰到类似的门槛：户口、房产、居住证明、社保、积分之类的材料要求，一样都可能卡人，家长着急，怕孩子耽误，越急越容易被人抓住心理。 就在这个时候，李某出现了，这个人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骗子”的小混混，他的做派更像“有路子的人”：说自己名牌大学毕业，曾经在高层单位任职，手里有资源，还把“商洛有矿山”这种听起来很唬人的背景拿出来讲。 他会展示一些材料——矿山转让资料、项目文件之类的东西，是真是假普通人很难分辨。 对于一个长期在工地、厂里奔波，平时接触不到这些东西的家长来说，这种“身份展示”很容易产生压迫感：你会下意识觉得对方确实有门路，至少比自己懂。 2016年9月开学季，他把“道具”做得很齐：新课本、入学通知书，上面还有鲜红的“公章”。 马女士信了，第二天照常早起，给孩子穿好衣服，背上书包，像所有送孩子上学的母亲那样，往学校方向走。 但走到半路，李某把母女俩拦住了，他说手续还没走完，学校正在检查，今天进去容易出问题，让她们先别去校门口露面。 这种说法很狡猾，因为它利用了家长对“政策”“审查”的恐惧：你不懂流程，就更怕一脚踩错。 更关键的是马女士那时已经给了钱，三四万元对一个打工家庭不是小数，钱既然交出去了，人就更容易被绑住，一旦承认被骗，就等于承认钱打水漂了，于是宁愿再等等、再信一次，指望最后能圆回来。 这一等不是几天，而是几年，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五年这么长，难道她就一次都没去核实？ 这就是这件事最难说出口的部分：马女士后来不仅是受骗者，也被逼成了谎言的维护者，她丈夫脾气暴躁，家里有家暴阴影。 孩子“上不了学”、钱可能也没了，这种事她不敢说，回到家丈夫问，她只能硬着头皮说“都办好了”，先把这一关糊过去。 为了不露馅，她每天仍然按点带孩子出门，像去上学一样，邻居看到的是“背书包、早出晚归”，谁也不会怀疑。 可她们其实不会走进校门，而是去另外的地方打发时间：公园的长椅、商场的角落、超市的休息区，或者她后来专门租的一间小出租屋，白天就待在那里，等放学点再回家。 孩子背着书包走来走去，生活变成一种“演出”，每天都要按剧本，把时间熬过去。 李某也不是一次性把钱骗完就消失，他更像是在长期“续费”，他隔一段时间就要钱，理由永远是“还差点手续”“得打点一下”“要请人吃饭”，让人觉得“确实在推进”。 他还会给马女士看所谓的“成绩单”，上面有分数、评语，看起来像学校出的；有时给孩子带点小玩具、零食，让孩子觉得“这个叔叔是帮我们的”。 这些细节，都是为了稳住受害者：不需要真的把学办成，只要让对方相信“正在办”，她就会继续掏钱。 家里钱不够了就借，向娘家借、向朋友借，窟窿越滚越大，从几万拖到二十多万，马女士越到后面越难停手，因为一旦停下，前面所有钱就真的成了“白花”，她像被推着往前走，越走越深。 直到2019年底，马女士开始察觉不对劲：材料上的“公章”变得模糊，有的甚至像是普通人名章；课本上一些信息查不到，扫二维码也对不上。 她尝试报警，对方甚至敢陪她去派出所，说是“欠款”“合作失败”，因为如果只看转账和口头承诺，确实容易被对方搅成“说不清”。 2020年李某因为骗的人太多，拆东墙补不了西墙，最后才选择自首，真相被掀开时，马女士反而更绝望：钱没了，债还在，但最补不回来的，是孩子那五年。 你可以重新挣钱，也可以慢慢还债，可一个孩子从6岁到11岁、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那段成长，不可能重来。 她学会了在公园里怎么追蝴蝶，知道超市哪个货架放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写好自己的名字、怎么跟同龄人相处、怎么在课堂上坐住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