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 1961年的那个傍晚，看起来和平常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拎起帆布包，推门走进了北京的夜色里。 这一走，就是一场长达17年的“人间蒸发”。 张文裕在那段日子里快要疯了。他找遍了北京城，问遍了所有的亲友和同事，得到的回复全是摇头。一个大活人，还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榜首、顶尖的物理学家，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在街头焦急寻人的时候，妻子王承书已经坐上了一列向西疾驰的列车。她的怀里揣着一份代号“504”的绝密调令，而她的名字，也从此刻起变成了“王英”。 北京少了一位名叫王承书的母亲，西北戈壁滩上多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幽灵”。 她是那个提出了“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的天才，这个方程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美国的同事曾断言，她距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 为了让她回国，周恩来总理甚至动用了美军战俘作为交涉筹码。 但在1961年，当钱三强敲开她的家门，把“搞铀浓缩”这个导致原子弹项目卡壳的死结摆在她面前时，那些诺贝尔奖的光环、优渥的生活、甚至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她瞬间抛弃了。 钱三强把话说得很透：这件事要隐姓埋名，断绝一切学术联系，不能回家。这无疑意味着陷入“社会性死亡”的困境。在社交语境里，此般状况宛如被置于众目睽睽的聚光灯下，尴尬与窘迫如影随形，将个人的社交体面瞬间瓦解。 她把自己流放到了荒凉的西北戈壁，住进了504厂的集体宿舍。 夏天，戈壁滩的气温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汗水顺着脊背把衬衫贴在身上，像一层甩不脱的湿皮。冬天，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连钢笔里的墨水都冻成了冰坨子，想写个字，得先用嘴里的热气呵暖笔尖。 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话，说中国没个十年八年搞不出这玩意儿。彼时，既无超算助力，亦无详实可靠、成体系之资料可供参考，科研之路仿若在暗夜中摸索，困难重重却也激发着探索的决心。 你敢信吗？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精密数据，是她带着一群年轻人，在日夜轰鸣的厂房里，用手指头敲打算盘珠子硬生生“敲”出来的。 饿了就啃两口像石头一样硬的冷窝头，渴了就灌一肚子苦咸的盐碱水。嘴唇干裂渗出的血，都顾不上擦。 这不仅仅是脑力的博弈，更是肉体的献祭。 回报是惊人的。她首创的“多级逆流分离优化方案”，硬生生把分离效率拉升了30%。 这113天，是她从死神手里抢出来的时间。 在庆祝的现场，聂荣臻元帅特意向她举杯。 即便在这个时刻，她依然严守着那份残酷的契约：不能告诉丈夫，那朵蘑菇云里有她的心血。 但组织上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研究后续更机密的项目。她再一次，也是第三次说了那三个字：“我愿意。” 于是，刚刚浮出水面的她，再次消失在青海和四川的深山里。 这一隐匿身形，恰似飞鸿踏雪，无痕亦无声。时光如滔滔逝水，不经意间，竟已匆匆流逝了十数载春秋。 直到1978年，也就是她离家后的第17个年头，北京那扇熟悉的家门才再次被敲响。 张文裕打开门，愣住了。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背驼得像棵老松树，脸上是被风沙雕刻出的深沟大壑。 儿子躲在父亲身后，看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迟疑了许久，才敢试探着叫出一声“妈妈”。 王承书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磨损严重的日记本，扉页上那张全家福，早就被无数个夜晚的泪水泡得皱皱巴巴。 她把毕生的积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把那些珍贵的科研笔记无偿上交。 她来的时候是燕京大学的榜首，走的时候，只留下了遗嘱里的八个字：“我这一生，没有虚度。” 她用三次“我愿意”和十七年的沉默，为一个民族挺直了脊梁。而她自己，甘愿化作戈壁滩上一粒沉默的沙。 主要信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科学界的“大女主”丨王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