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倒叛徒父亲，儿子毅然参军，开国大典时被告知：你父亲是特工。这个参军的年轻人叫李克前，他的父亲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中统的红色特工李茂堂。 1949年10月，西安的一处寓所里，空气安静得近乎凝固。窗外或许还能隐约听见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锣鼓声，但屋内的这对父子，却像是在进行一场迟到了十五年的对视。 一双握过冲锋枪的手，缓缓打开了一个生锈的铁盒。盒子打开的那一瞬间，时间的刻度仿佛错乱了：里面躺着的不是金条，不是袁大头，而是一张发黄的入党誓词、几枚延安时期的旧军功章，还有一叠密密麻麻的电报底稿。 站在对面的，是刚满19岁、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儿子李克前。坐着的，是刚刚脱下国民党上校制服、换上灰色干部装的父亲李茂堂。就在几个月前，儿子还在西北野战军的战壕里咬牙切齿，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打倒那个当特务的爹”。 这一刻，铁盒里封存的1935年，终于和窗外的1949年重叠在了一起。 把时间轴拨回1937年。那年，全面抗战的烽火燃起，西安城内的青年学生满怀爱国热忱，纷纷走上街头，以昂扬的姿态投身到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之中，用青春与热血表达着共赴国难、守护家国的坚定信念。 李克前当时还是个孩子，他亲眼看到父亲李茂堂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坐着黄包车，在一片骂声中匆匆钻进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大门——国民党中统局。 那一幕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少年的心里。父亲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得让人读不懂，然后压低帽檐，消失在门后。 在李克前的视角里，这个家是分裂的。父亲身居中统陕西站站长的高位，家里衣食无忧，但这富贵让他感到恶心。父亲常常半夜才回家，天不亮又消失，面对国家兴亡表现出的冷漠，让那种“认知失调”在少年心中发酵成了极致的厌恶。 母亲对此总是含糊其辞：“你爹有难处。”这句话在年轻气盛的李克前听来，简直就是最苍白的辩解。 这种情绪在1948年春天达到了临界点。18岁的李克前做了一个决绝的决定：离家出走，投奔华北解放区。在征兵登记的那张表格上，他几乎是把笔尖戳进了纸里，在“家庭成分”那一栏填下几个触目惊心的字：“父亲是国民党特务”。 进入西北野战军后，这个新兵打起仗来不要命。冲锋他冲最前，撤退他断后。战友们都说这娃是个硬骨头，连长问起家里人，他的回答冷得像冰：“有个叛徒爹，死了算了。”他是在用这种自杀式的冲锋，向那个“可耻”的父亲宣战。 但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在前线把枪口对准敌人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坐在敌人的心脏里，把枪口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1935年的上海，李茂堂被捕。但他执行的不是简单的潜伏，而是一出惊心动魄的“反间计”。通过一场精心设计的“假叛变”，他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成功打入中统内部。 这十五年，他活成了两个人。表面上，他是国民党西北方面的重要官员，深受胡宗南器重，主要负责当地相关军政事务。在暗处，他是代号“古城”的红色特工，单线联系，知情者不超过五人。 这种双面人生是残酷的。为了保密，他必须接受众叛亲离的代价。妻子的叹息、儿子的鄙夷、邻居的指指点点，他都得受着。那句“我有难处”，其实是他能说的极限。因为在隐蔽战线，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最严酷的战术纪律。 转折点发生在1949年4月。此时已是副班长的李克前被叫到了连部。一位干部拿出一份盖着“中共中央社会部”鲜红印章的绝密档案，摆在他面前。 档案上的文字像重锤一样击碎了李克前心中构建了十几年的仇恨大厦：“实为中共特科安排”、“1945年曾托人带信：儿子长大后，送他去我们队伍”。 那个他想打倒的敌人，竟然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那个让他蒙羞的“特务”身份，竟然是一层以此身为盾的最强伪装。 那一刻，李克前的手开始颤抖，所有的愤怒瞬间转化为了巨大的愧疚。那个被他视为“叛徒”的男人，在西安解放的关键时刻，正利用职务之便，将胡宗南的城防图、特务名单源源不断地传往延安，甚至直接阻止了针对古城的爆破计划。 回到1949年10月的那个夜晚。李茂堂看着眼前已经长大的儿子，苦笑着说了一句：“那时候要是说了，你就危险了。”这大概是对父爱最沉重、也最真实的注解。 父亲指着铁盒里的东西，展示了中统的密电底稿，证明他的战场在暗处。儿子汇报了部队的作战番号，证明他的战场在明处。 这一晚，父子俩话不多。李茂堂把那把老式手枪和那些发黄的纸片重新收好。他说本想把这些秘密带进棺材，现在看来用不着了。 李克前看着父亲斑白的鬓角，忽然明白了母亲那句“你爹有难处”的分量。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年代，这对父子虽然身处明暗两个平行的世界，中间隔着误解、仇恨和生死，但万幸的是，他们手中的枪口，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参考信息：央视网纪实频道.(2017,6月12日).《北京纪实-档案》20170612：潜伏中统十三载红色特工李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