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名志愿军战士收到弟弟来信，信中问他：“哥，你参军3年了，咋还没立功呢？”在随后的作战中，这名战士为了弟弟这一问，竟然活捉了美军上校顾问。 信纸皱巴巴的，沾着汗和泥土，是弟弟托识字的老乡代笔写的。那行字，像根细针，轻轻扎进了他心里。“哥，你参军3年了，咋还没立功呢？”他叫王合良，那年24岁，是志愿军39军115师343团的一名普通战士。 收到信的时候，部队刚打完云山战役，正奉命向军隅里方向穿插，准备打第二次战役。战友们围在坑道里传看家信，笑的笑，抹眼泪的抹眼泪。轮到王合良，他把信看了又看，然后默默叠好，塞进了贴胸的口袋。没说话，脸上有点烧得慌。 弟弟想象里的战斗，大概和戏台上演的差不多，锣鼓一响，英雄登场。可真实的战场呢？是冰天雪地里啃冻硬的炒面，是没日没夜的强行军，是看着刚刚还说话的战友，下一秒就倒在冲锋的路上。立功？能活着看到胜利，能把美国佬赶过三八线，就是最大的“功”了。这话，他跟信里说不明白。 但弟弟的疑问，到底在他心里生了根。行军路上，冲锋号响起来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就会多想一层。云山战役他打得不错，跟着班长冲锋，端掉过敌人一个火力点。可仗打得太快太乱，谁立了功，立了什么功，很多时候战后才能评。评功的标准也严，讲究集体，突出骨干。他王合良，就是个认字不多的普通兵，打仗凭着一股不怕死的蛮劲和听班长指挥。立功？好像还缺点什么，缺点能让大家伙都记住、能让弟弟在老家挺直腰板说道说道的“硬货”。 机会在一个雪夜来了。那是1950年11月底，二次战役打得正凶。王合良所在的团接到命令，夜袭位于清川江附近的一处美军指挥所。情报说，那里可能有“大鱼”。战斗打响，爆破组先上，炸开了外围的铁丝网和障碍。王合良跟着突击班往里冲，枪声、爆炸声、呐喊声混成一团。美军抵抗很顽强，照明弹把夜空照得惨白。 就在接近一顶大型野战帐篷时，王合良看到几个人影慌慌张张地从里面钻出来，朝吉普车跑去。借着爆炸的火光，他瞥见其中一人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大檐帽，和普通美国兵很不一样。 班长也看到了，大喊：“抓活的！别让跑了！”王合良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也来不及想，身体已经先冲了出去。雪很深，跑起来吃力。那几个人跳上吉普车，车子却发动不起来，估计是电路被炮火震坏了。穿呢子大衣的人跳下车，带着两个卫兵，想徒步往黑暗里钻。 王合良和另外两个战友追了上去。卫兵开枪抵抗，被撂倒一个，另一个举手投降。那个穿呢子大衣的军官还在跑，慌不择路，竟然摔进了一个雪坑里。王合良第一个冲到坑边，枪口指着他，用才学会不久的英语结结巴巴地喊：“Hands up! Don‘t move！（举起手来！不许动！）”那军官挣扎着爬起来，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中国士兵，满脸是泥雪，眼睛在夜色里亮得吓人，终于颓然地举起了双手。 事后审讯才知道，这个叫阿尔蒙德的美军军官，军衔是上校，身份是某师的高级顾问。在志愿军的战俘营登记表上，他成了王合良的“战果”。消息传回团里，团政委都乐了，拍着王合良的肩膀说：“好小子，闷声不响，逮了条‘大鱼’！”很快，记功的命令下来了，王合良荣立一等功。喜报被以最快速度传回国内，发往他的家乡。 王合良自己呢？立功受奖，披红戴花，被请去做报告，他反而有点不适应。有人问他，当时怎么想的，那么勇敢。他憋了半天，老实巴交地说：“没咋想……就想着，这回……总算能给俺弟回个信了。” 这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可笑着笑着，又觉得心里发酸。他惦记的，不是英雄的名号，而是老家弟弟那双期待的眼睛。那封简单的家信，成了压在他心头最质朴也最沉重的动力。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是为了不让那个唯一的亲人失望，是为了向弟弟证明，大哥出来打仗，没白混。 后来，王合良一直战斗到朝鲜停战。他再没立过那么“显赫”的功，但每次战斗都冲在前面。弟弟后来又来信，信里满是自豪，说全村都知道他大哥是抓了美国大官的战斗英雄。王合良回信说，别光说这个，要说说我们为啥能赢。是因为我们背后有祖国，有千千万万盼着过上好日子的乡亲，也包括你。这道理，他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慢慢悟透的。 王合良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军史，也出现在一些回忆录里。它特别就特别在，驱动一个战士创造战场奇迹的，并非全然是宏大的政治教育，而是一份极其私人的、带着烟火气的亲情牵挂。这份牵挂，让英雄的形象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变得可亲可感。它揭示了另一种真实而强大的战斗力来源：家国情怀，先有“家”，才有更深刻的“国”。保卫国家，在无数个王合良心里，最初和最持久的意象，就是让远方的弟弟和乡亲，能安心地生活，不再受战火威胁。 当一封来自后方的、带着稚气疑问的家书，穿越炮火落在战士手中时，它所激发的，究竟是单纯的个人荣誉心，还是一种更为深沉的责任转化？这个问题，或许在不同的战士那里有不同的答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