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日军中将被执行枪决，行刑的战士朝他开了三枪，他没死，监刑军官示意再打一枪，剩下的交给老百姓处理… 这个田中久一，长得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戴个圆眼镜，要是不知道底细，你还以为是个教书匠。可实际上，这家伙骨子里流的都是黑水。 他有个外号叫“华南之虎”，这可不是夸他威风，是说他吃人不吐骨头。 1944年，这家伙当上了第23军司令官，手里的权力更大了，作恶也就更疯狂了。他在广东各地推行所谓的“肃正作战”，其实就是咱们熟知的“三光政策”。在台山、开平这些侨乡，日军所到之处，那是真正的寸草不生。 更别提他在香港当“总督”的那段日子。香港的老一辈人回忆起来，那可是真正的“黑暗岁月”。强行发行军票，搜刮百姓的救命钱；实行粮食配给，饿死了不知道多少人。那时候的香港街头，早上一开门，路边倒着的往往就是饿殍。 所以说，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当田中久一被国民政府逮捕的消息传开，整个华南地区的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喜极而泣。 审判的日子终于来了。 在广州的战犯军事法庭上，田中久一开始还挺横。这帮日本战犯都有个通病，到了法庭上就开始装傻充愣，要么就是那一套陈词滥调：“我是军人，我只是执行命令。” 当时的检察官那是相当给力，直接把一桩桩、一件件的铁证甩在了他的脸上。面对这些如山的铁证，田中久一的那点狡辩，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最终，法槌落下：死刑，立即执行！ 这六个字，重若千钧，也终于让广东的父老乡亲们松了一口气。 好了，咱们回到1947年3月27日的那个下午。 那是下午三点左右，押解田中久一的车队缓缓驶出了法庭。与其说是押解车队，不如说是游街示众。这也是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安抚民愤特意安排的。 你们猜怎么着？田中久一坐在敞篷卡车上，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个白色的亡命牌，上面写着“枪决日战犯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中将”。那红色的叉号，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一路上，两边的老百姓那是群情激奋。烂菜叶子、臭鸡蛋、甚至石头块，雨点般地往车上砸。有人哭着喊着亲人的名字，有人咬牙切齿地骂着娘。这不仅仅是愤怒，这是一种积压了整整八年、甚至更久的痛苦宣泄。 田中久一这时候已经没了往日的威风。据当时的随车记者描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将”，此刻脸色惨白，身体一直在微微发抖。他低着头，根本不敢看两边愤怒的人群。因为他心里清楚，每一双眼睛里射出来的怒火，都足以把他烧成灰烬。 车队终于到了流花桥刑场。 这里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当时的刑场其实就是一块荒地，但那天，这里比庙会还热闹。大家都想亲眼看着这个恶魔断气。 田中久一被宪兵像拖死狗一样拖下了车。这时候的他，腿早软了，根本站不住，全靠两个宪兵架着。行刑官让他跪下，面对着中华门的方向——那里，象征着被他践踏过的中华大地。 高潮来了。 负责行刑的是一名年轻的中国战士。面对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说实话，换谁都得激动。战士举起步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田中久一的后脑勺。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听得见。 “砰！” 第一声枪响。 田中久一的身子猛地一歪，但他竟然没倒下！他只是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嘴里发出了类似野兽般的哼哼声。 “砰！” 第二枪紧接着响了。 他还是没死透，身体在地上痛苦地扭曲着，血开始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行刑战士可能也是太紧张，或者是太恨了，手有点抖。紧接着又是“砰”的第三枪。 这三枪下去，田中久一趴在地上，还在那抽搐，还在那喘气。这一幕把周围的老百姓看急了。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有人喊：“打死他！别让他活！”“再补一枪！” 这时候，负责监刑的军官，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位硬汉，宋扬昭上校，皱了皱眉头。 他冷静地挥了挥手，示意旁边的副官：“再打一枪，送他上路。” 副官走上前，拔出佩枪，对着田中久一的要害，“砰”的一声，补了最后这就这命的一枪。 这一次，田中久一终于不动了。 按照惯例，犯人处决后，会有收尸队来处理。但是那天，监刑官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解气”的决定，或者说是默许了一种行为。当确认田中久一死亡后，宪兵队并没有立刻封锁现场驱赶人群，而是稍稍退后了一点。 这一退，就是把剩下的事交给了老百姓。 愤怒的人群瞬间冲破了警戒线。接下来的场面，可能会让一些“圣母心”的人觉得残忍，但在我看来，那是最朴素的正义。 老百姓们冲上去，对着田中久一的尸体，有的踢，有的踩，有的吐口水。甚至有几位刚刚失去儿子的大娘，拿着鞋底狠狠地抽打那具尸体。你说这是泄愤吗？是。但这更是血泪的控诉。 大家要明白，这些百姓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有多少人妻离子散？他们没法亲手杀了这个恶魔，现在他死了，踩上一脚，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复仇。 后来，田中久一的尸体被草草收殓。据说，那具尸体早已不成样子。但这又怪得了谁呢？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