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陈平认为，中国过去40多年，在干部培训和大学教授队伍里，让西方价值观渗透太深了，得把那些被西方理念绑架的人清除出去，不是说全盘否定西方，而是要清除那种盲从西方、忽略中国实际的思维模式。 过去不少领域总想着照搬西方模式，可中国的国情、文化根基跟西方压根不一样，硬套只会水土不服。就像网友说的，法律得贴合咱们自己的实际，学术研究也得扎根本土，总盯着西方的尺子量自己，只会丢了自己的根。 所谓“清除”，从来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剔除那种“西方的就是好的”盲目崇拜。咱们要学的是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合理经验，而不是连思维模式都跟着照搬，更不能丢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魂。 最直观的就是大学课堂上的乱象，不少教授讲课，张口闭口就是西方的理论框架，把西方的学术标准当成唯一的“标准答案”，研究中国的乡村治理，不用中国的乡土逻辑去分析，反而硬套西方的社区治理模式，忽略中国农村的宗族文化、土地制度和农民的实际需求，最后得出的结论脱离实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更离谱的是，有些教授还刻意贬低中华传统文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落后”“保守”，比不上西方的“先进”文化，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当成“真理”，灌输给学生，久而久之，不少年轻人也跟着盲目崇拜西方，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这就是被西方理念绑架最直接的表现。 干部培训领域的问题也同样突出，过去不少培训课程，几乎全是西方的案例，讲西方的管理模式、治理经验，却很少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基层实际去解读。 有些干部学完之后，不会灵活变通，只会照本宣科，把西方的那一套生搬硬套到工作中，比如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硬要照搬西方的城市化模式，盲目推进拆迁，忽略当地群众的意愿和实际生活需求，最后不仅没推动发展，反而引发了矛盾，劳民伤财。 这不是干部能力不行，而是被盲从西方的思维绑住了手脚，忘了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节奏，中国的治理有自己的逻辑。 其实回望近代历史就知道，咱们早就吃过照搬西方的亏。当年康梁变法想搞西方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想搞西方的总统共和，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换来的是十几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不是西方的制度不好，而是那些模式根本不贴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硬要嫁接西方的民主制度，只会水土不服，带来灾难性后果。陈平教授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别再犯过去的错误，别再被西方的理念绑架，别再忽略中国的实际情况去盲从。 所谓的“清除”，绝对不是要关上国门，全盘否定西方的一切，更不是要搞“闭关锁国”。西方在科技、高端制造、现代管理等方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先进经验，比如芯片研发的技术、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这些好东西，我们当然要主动学习、吸收借鉴，为我们自己所用。但学习不等于盲从，不等于连思维模式都跟着西化，不等于丢了我们自己的根。 就像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没有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坚持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这才实现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从积贫积弱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当时我们盲目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没有政府的调控，恐怕早就像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悬殊的困境。 再说说文化层面，有些被西方理念绑架的学者，总觉得西方的文化是“普世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糟粕”，可他们忘了，中华传统文化里的“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在今天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咱们的脱贫攻坚，就是“以人为本”最生动的体现，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人，这比西方的福利制度更贴合中国的实际，也更有成效；咱们的抗疫，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中国制度的优势，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众志成城”理念的传承，这些都不是西方的理念能替代的。 这种盲从西方、忽略中国实际的思维模式，危害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在学术领域，它会让我们失去自己的学术话语权，总是跟着西方的屁股后面走，无法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在干部队伍里，它会让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干事创业只会喊口号、照搬照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影响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在整个社会层面，它会让我们失去文化自信，陷入“崇洋媚外”的误区，忘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根基。 陈平教授的观点，说白了就是给我们敲了个警钟：中国的发展，必须扎根本土、贴合实际，不能被西方的理念绑架，不能盲目盲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