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清明，无需看口号多响，只需问一句：官员敢不敢公开财产？在新加坡，这根本不是问题——而是制度铁律。 新加坡早在1960年就出台了《防止贪污法》，从那以后，官员财产申报就成了入职必过的第一道关，不是走个过场、填个表格就完事。不管你是刚入职的普通公务员，还是身居高位的内阁官员，只要穿上这身“公服”，就得把自己的家底扒得明明白白，一一上报。 而且这申报可不是一劳永逸，每年7月都得重新申报一次，从入职一直到离职，一辈子都得被盯着，相当于给每个官员都装上了“终身监控”。 有人可能会抬杠，申报了没人查，不还是等于白报？新加坡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们专门设立了贪污调查局，直接归内阁总理管，局长和副局长都由总理亲自任命，只对总理负责，手里的权力大到能和警方平起平坐，执行任务时能随时搜查任何地方、任何账目，哪怕是高官的办公室和私人账户，也敢直接闯、直接查。 这局里的人个个都是“铁面无私”，不管你官多大、资格多老，只要涉嫌贪腐，一律一查到底，没有任何法外特权。 而申报的内容，那叫一个细致，细致到能让想藏私的官员无从下手。不光是自己的房子、车子、银行存款要申报，手里持有的股票、债券也得一一列明，就连超过一定价值的珠宝首饰、家用设备、古玩字画，都不能藏着掖着。 不光自己的财产要公开，配偶和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也得如实上报，想靠家人转移财产、规避监督，门都没有。 新加坡的规矩里，不光有钱要申报，没钱也得主动说明。每个公务员刚入职时，都得签一份声明，保证自己没有财务困境。 要是哪天真的陷入麻烦，比如没担保的债务超过了自己3个月的工资，或者面临破产，必须第一时间告诉自己部门的领导，不然就算违规。别觉得这没必要，他们就是怕官员因为财务困难，被人抓住把柄，最后走上贪腐的路子，从根上就掐断这种可能。 当然，光有申报和监督还不够，惩罚力度才是真正的“杀手锏”，新加坡早就喊出了一句狠话：让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 1990年就有过一个典型案例，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就因为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直接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他不光丢了每月2万新元的津贴，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也被全部取消，在当年，这笔损失就超过了80万新元，差不多相当于400万人民币，这一顿罚，直接让他后半辈子都翻不了身。 而且新加坡的官员，哪怕是高层，也没有任何特权可言。虽说新加坡给高官开的工资不低，目的是让他们靠正当收入就能过上体面日子，不用为了钱犯糊涂，但这份高薪背后，是全方位的监督。 房子、车子、医疗、福利，全都得自己掏腰包，想靠职权占公家一点便宜，比登天还难。就连接受礼品都有严格规定，退休后接受下级赠送的礼品，不能超过50美元，还得如实申报；接受属下的款待，时间、地点都要报告，花费还不能超过对方每人月工资的2%，多一分都不行。 可能有人会说，这么严的规矩，官员会不会觉得太束缚？但新加坡就是靠着这份“束缚”，才换来了社会的清明。从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开始，他们用30年时间，把一个腐败横行的国家，打造成了高效清廉的富裕国家，到1990年，新加坡6.5万名公务员里，犯贪腐罪的只有7人，比例还不到万分之一。李 光耀当年就说过，要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都能实实在在落到老百姓手里，中途不被任何人克扣，而官员财产公开，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直接方式。 其实说到底，判断一个社会清不清明，真的不用看那些花里胡哨的口号，也不用看那些包装精美的报告。官员敢不敢把自己的家底亮出来，让老百姓监督，让制度约束，才是最核心的标尺。 新加坡之所以能做到清廉，不是因为他们的官员天生就比别人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把“公开财产”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制度铁律，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让贪腐者无处藏身、得不偿失。 这种规矩，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十足的决心和执行力，新加坡做到了，也用实际效果证明，只要敢较真、敢落实，官员公开财产就不会是难题，社会清明也能成为常态。 毕竟，老百姓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官员的家底清不清、手脚干不干净，从来都瞒不过大家的眼睛，而只有官员敢公开、愿公开，才能真正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这才是一个清明社会该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