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 这场宴会设在南京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名义上是庆祝“扫荡”皖南根据地“大捷”，实则是一群侵略者的庆功宴。主宾席上坐着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四郎，还有十几名佐级军官，加上各地驻防的日军军官、伪政权官员，足足有六十多人。他们觥筹交错，吹嘘着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功”，全然没察觉，一道死亡阴影正悄然笼罩。 执行这次毒杀任务的，是军统特工沈啸，那年28岁。他本是苏州望族子弟，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母亲擅长刺绣，日子过得安稳惬意。1937年南京沦陷，日军闯进他家，父亲为保护祖传医书被日军刀刺腹部，母亲被侮辱后投井自尽。沈啸躲在柴房的夹层里，亲眼目睹了家破人亡的惨剧，从那天起，他烧掉长衫，剪掉辫子，辗转找到了军统南京站，立誓要让侵略者血债血偿。 沈啸懂医理、会日语，被南京站破格录用，经过半年特训，成了一名潜伏特工。这次宴会的下毒任务，原本安排了三人小组，可临行动前，另外两名战友因暴露身份牺牲，任务最终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他伪装成从上海来的日式料理厨师，凭着一手精湛的刺身技艺和流利的东京腔日语，成功混入司令部后厨——日军对“同乡”的警惕性降低，再加上他提前买通了后厨的一名朝鲜杂役，没人对他多做盘问。 毒药是沈啸根据父亲留下的医书改良的，用乌头、马钱子提炼，混合了少量砒霜，无色无味，溶于酒中后，发作时间能精准控制在半个时辰。他知道日军宴会有个规矩，开宴后会先共同举杯敬“天皇”，这是下毒的最佳时机——所有人都会同时饮酒，不会引起怀疑。 宴会当天，沈啸穿着日式厨师服，戴着白色手套，端着盛放清酒的托盘，冷静地穿梭在餐桌间。日军军官们正搂着舞女嬉笑，没人正眼瞧他。他按顺序给每一桌添酒，手指微微用力，将藏在指甲缝里的药粉弹入酒杯，动作快得不留痕迹。走到板垣四郎面前时，对方突然抬手按住酒杯：“你的，哪里人？”沈啸心里一紧，脸上却堆起谦卑的笑：“回太君，东京都下町人，家乡被美军轰炸，来中国谋生。”板垣四郎眯眼打量他片刻，见他眼神镇定，又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清酒香气，便松开了手：“好好伺候，有赏。” 沈啸躬身退下，回到后厨，心脏狂跳不止。他借着收拾餐具的名义，观察着宴会厅的动静。半个时辰后，宴会进入高潮，板垣四郎站起身，举起酒杯高喊：“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荣耀，干杯！”六十多名日军和伪官纷纷举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沈啸攥紧了藏在围裙里的短枪，等着药效发作。 又过了十分钟，先是一名少佐突然捂住喉咙，脸色发紫，酒杯“哐当”摔在地上，紧接着，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响起。有人倒地抽搐，有人口吐白沫，宴会厅瞬间乱作一团。板垣四郎刚想拔枪，突然觉得头晕目眩，胸口剧痛，他指着后厨方向，嘶哑地喊：“有毒……抓起来！”可此时，大部分日军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剩下的几个没中毒的卫兵，在混乱中根本分不清谁是凶手。 沈啸趁机换上提前准备好的便服，从后厨的侧门溜了出去。门外早已安排好接应的地下党，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巷口等候。他刚坐上后座，就听到司令部里传来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那是日军在自相残杀，以为凶手还在内部。 骑车穿行在南京的夜色里，沈啸回头望了一眼灯火通明却乱作一团的日军司令部，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仿佛看到了父母的笑脸，看到了无数被日军残害的同胞，这一刻，他知道，自己替他们报仇了。 可这次任务并没有让沈啸停下脚步。此后三年，他又潜伏在日军内部，策划了多次暗杀行动，先后除掉了五名日军高官。1942年，他在执行一次炸毁日军军火库的任务时，因叛徒出卖暴露身份，被日军围困在一座废弃仓库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拉响了身上的炸药包，与十几名日军同归于尽。 沈啸牺牲时，口袋里还装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和父母的全家福。照片背后，是他用鲜血写下的四个字：“国仇家恨”。 1939年的这场毒酒宴，成为日军华中派遣军史上的耻辱。六十多名侵略者饮恨当场，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让沦陷区的百姓看到了反抗的希望。沈啸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上了一把尖刀，他的故事，也成为抗战史上一段传奇。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像沈啸这样的特工还有很多。他们隐姓埋名，深入虎穴，用生命践行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他们没有光鲜的头衔，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很多人牺牲后连名字都不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用一次次孤注一掷的行动，汇聚成了抗击侵略的洪流。 国家危难之际，总有人挺身而出。他们或许是文弱书生，或许是普通工匠，却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最壮烈的道路。他们的勇气，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源于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这些英雄，我们永远要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