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上将刚刚上任不久，就听说：“几年前，红15军团的1位老战友曾孤身带着一双儿女，步行4000里进京反映问题，虽然递交了材料，依旧没有解决问题。”韩司令专门打去电话，讲：“老黄，你接着写，我帮你往北京递。” 电话那头沉了很久。 黄罗斌只应了一声，胸口那团闷气又滚上来。兰州到北京的四千里，他是用鞋底量出来的，甘肃副省长的牌子没了，党籍也没了，剩下一句冰凉的“修正主义分子”。 往回看，他的路一点也不花哨。1929年，在渭北苏区参加游击队，当班长；1932年参加红军，跟着队伍转战陕北，从连指导员、军团政委、巡视员，到游击司令员、独立营营长，都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1937年进抗日军政大学，学完又被推回前线，在陕北神府分区当保安司令员，后来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既要布防线，也要护根据地。 再往后，警备三旅副旅长、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警备三旅旅长，他的名字一直挂在西北战场的前头。 抗战结束，他被调到中央党校“回炉”，紧接着又去当陇东警备区司令。解放战争打到紧要关头，他进西北野战军四纵，担任警备三旅旅长。1948年西府陇东战役，他就是顶在前面的那块“石头”。 那一年，西北野战军对胡宗南、马步芳发起战役，警备三旅接到的命令很直截了当：接替防务，阻击敌军。真到了杏林镇，情况就变了味。敌人兵力成倍压上来，火力密得人抬不起头，阵地一段段被撕开。黄罗斌硬撑了一阵，看清再耗下去整旅都得搭进去，只能一边还击，一边带队后撤，准备换地方再咬住。防线一动，敌人顺势钻了空子，杏林镇的局面一下翻过去。 南庄李家那边也不顺。他奉命前往坚守，半路碰见成群往回跑的老百姓，都说前头已经先被敌人占了。他心里掂量：硬往前冲，可能整支部队都埋进去，于是又下撤离的决心，到另一处修防线。战后算账，这两笔全压在他头上，说他关键时刻没顶住，让战役出了大波折。 总指挥彭德怀看着战报，火往上蹿，说过要军法从事。等把前后细节一条条问清，也得承认：敌强我弱，情报滞后，他是在命令框架里“险中求活”，不算故意抗命。 处分还是有，旅长的位子被拿掉，人留在队伍里。之后组织再看战例，他官复原职，又先后担任西北军区独立二师政委、陕北军区代理司令员、独立一师师长兼政委，说明真正懂仗的人，对他心里有杆秤。 风波本以为压下去了。 1966年风向一转，有人重新翻出当年的战报，给他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说他当年“不执行命令”。甘肃副省长的职务被撤，党籍一并拿走，一个从二十年代一路打到五十年代的老红军，被几句生硬的字推到对面去。 帽子扣下，他先走的还是规矩路子。申诉信一封接一封，把战场情况、组织结论、个人态度一条条写清。信是寄出去了，像丢进海里，连“收到”两个字也听不见。渠道被堵死，他心里明白，光靠纸怕是翻不了案。拖到五十岁那年，他认准了一个最笨也最实在的法子：拿腿说话。 兰州到北京，四千里路，他和女儿、儿子三个人真就靠脚挪过去。交通不方便，钱也紧，白天赶路，饿了啃冷馍，渴了讨碗水；夜里能挤进祠堂、破屋算有顶，实在找不到地方，就缩在路边，把孩子裹在怀里。山路硌脚，河水冰人，三个人就这样咬着牙往前挺，足足走了四个多月，才看见北京城墙。 一进城，身上的钱几乎见底。老家不富裕，妻子东拼西凑，给他寄来一百五十块，本想着续口气。谁想到汇款单被人盯上，一个陌生人先装熟，又套消息，拿到关键信息后跑去银行，说“汇款单丢了”，把钱取走。等黄罗斌带着儿女赶到邮电所，才知道钱已被冒领，三个人站在柜台前，说不出话。接待站和邮电所的工作人员听明白来龙去脉，心里过不去，合计着把这笔钱补上。 钱有了，材料也递了上去，他不愿空跑，在北京又守了四个多月。每天盯着门口，听见有人喊号就抬头，天一天天过去，申诉的事一点水花也没有。儿女看着父亲眼圈一天天好像往里陷，只能劝他先回兰州。他心里的那团火压着，最后还是背起行李往回走。 回去不久，他被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十多年耗在田间地头，一个从渭北苏区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在庄稼地里挥锄头、挖水渠，风一吹，脸上的皱纹像沟。到1978年，局面翻过来，黄罗斌的案子被重新摆上桌。组织从早年的游击队材料翻起，从抗战、解放战争翻到他在甘肃工作的档案，结论很干脆：定性不实，帽子扣错。 平反通知下来，党籍恢复，工作恢复，他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又一次扛起大西北的担子。人老了，头发白，说话慢了些，可腰板还是直的。 这时，又有一档子事冒出来。有人筹划拍《彭德怀在西线》，剧本登在《电影新时代》上，写到他时，仍旧用了“不听军令，被撤职”的说法，又在旧伤口上划了一刀。他再次写信向上级反映，把战斗经过交代清楚。中央没有糊弄过去，重新审查西府陇东战役，正式认定：作战时他是服从纵队命令的，不存在不执行命令的问题。剧本据此改了笔墨，只是整部电影后来一直没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