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2岁慈禧看上袁世凯的17岁儿子袁克文。她问袁世凯：“把他留给我叶赫那拉家，如何？”袁世凯吓得冷汗直流，他随意抹去额头汗珠：“我儿已有婚配。” 那晚紫禁城寿宴喧闹，跪在地上的那个少年格外安静。 袁克文垂首不语，烛光一照，鬓边挂着汗。慈禧看了几眼，用护甲勾了勾他的下巴，说比哪家的阿哥都顺眼，不如留给叶赫那拉家。殿里一下发紧。袁世凯心里清楚，驸马是一块金匾，也是把人拴在皇族的大绳，抢先说出“犬子已有婚配”，把这道恩典推回去。 既然话已经出口，婚事就得马上补上。 没几天，天津盐商刘尚文的庚帖送进袁府，他的女儿刘梅，成了这位少爷的准妻子。刘家底子厚，父辈做过驻英公使，这门亲事既挡住皇亲，又搭上洋务人脉，一下成了袁家的挡箭牌。 时间往前推到1890年夏天。汉城景福宫闷热，朝鲜王妃闵氏的表妹金氏在产房里生产，屋外雷雨连天。传说电光打在瓦上，他仿佛见一只金斑大豹从屋脊扑下，随即屋里传出婴儿哭声。 这个孩子取名克文，字抱存，带着一点朝鲜王族的血，被说成“天降祥瑞”，不久又被过继给不能生育的嫡母沈氏，跟着回到天津袁家花园。 在那座大宅子里，沈氏很宠他。 七岁桌上就能摆一小杯绍兴黄酒，十岁手里多了一只翡翠鼻烟壶，十五岁生日整班戏请进门唱三天。他一边读书，一边迷上戏文、酒局和女色，这些爱好早早就长齐了。 十六岁，他被派去南京督办军务。衙门里的事不算紧，他常去秦淮河画舫。 名妓叶蓁抱着琵琶，和他谈《长恨歌》的工尺谱哪几处改了转调。扇面铺开，他写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三个月后，他回到天津，在书房给父亲叩头，怀里的叶蓁照片滑在地上，被袁世凯瞧见。他心里一慌，顺口说“此女姿容不俗，可纳为六姨太”。 从那以后，叶蓁成了袁家的六姨太，少年喜欢的人，成了父亲屋里的人。 1907年重阳前后，刘梅被八抬大轿抬进袁家。洞房花烛，红绸高挂，他掀开盖头，愣了一下，新娘的脸和秦淮河上的影子短暂重叠。 他从袖中取出在琉璃厂淘来的宋徽宗瘦金体拓本，说送给夫人。 刘梅拿出自己写的《洛神赋》小楷，字干净有力，他再写下一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婚姻刚起步不算难看，很快挡不住外头的灯火。他混熟京城八大胡同，结识京剧名伶雪艳琴，常在戏台下、酒桌旁混，“五日不宿家中”的话在城里传开。 1915年冬天，中南海居仁堂生着炭火，袁世凯披着十二章纹冕服，盯着那把龙椅。 案头摊着一份《亚细亚报》，上面刊着一首七绝：“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署名是袁克文。革命党人把这两句当成反帝制的口号四处传，袁世凯看得脸色铁青，把儿子关进北海画舫，嘴里只剩“坏我大事”。 那年北平飘雪。袁克定从堂屋出来，一脚踢翻炭盆，炭火在雪地上滚出一片焦黑。 画舫里，袁克文摊开纸，临摹《快雪时晴帖》，下笔平稳。刘梅在旁抹泪，他淡淡说，要是真让父亲坐稳龙椅，两个人多半要去冷宫喂乌鸦。 次年春天，“讨袁”的声浪压过来，袁世凯扛不住，人走得匆忙。灵堂前白幡成排，袁克定递孝服给弟弟，希望兄弟一块扛起袁家门面。他当众推开，顺口一句“衮龙袍没穿够么”，把兄长心思说透。分财时，有人拿出三万银元债券，他点火烧掉，只带走两箱古籍，转身南下上海。 上海四马路灯光通明，他在街口挂了一块牌匾，上写“寒云鬻字”。 白天卖字糊口，也在报上写文章，在《晶报》连载《辛丙秘苑》，把袁家旧事写成故事。晚上在卡尔登舞厅和影星喝酒，说笑之间，旧朝“皇二子”的影子还在，身上已经是租界味道。 1920年孟兰节，上海白云观青帮香堂香烟缭绕，他坐在“理”字辈的太师椅上。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通”字辈，在堂下按规矩三跪九叩。有人禀报，说张宗昌送帖子，请袁二爷出山帮忙。他接过帖子，直接扔进香炉，只留一句，寒云只卖字，不卖命。 时间再推到1931年元宵前后。天津两宜里那间小屋里，他咳得胸口发闷，纸上带着血迹。墙上挂着一幅《韩熙载夜宴图》的摹本，他看了很久，抬手指了指，对身边人说，将来替寒云写挽联，记得嵌上“错错错”三个字。到底错在哪儿，他没细说，是错在驸马，错在叶蓁，还是错在一辈子夹在权力与风月之间，只留给旁人猜。 三天之后，英租界的街道被送葬队伍挤满，大约四千人。千余名妓女穿着素白长衣，边走边撒纸钱，纸屑飘在空中，像一场雪。棺材里像样的陪葬不多，那枚刻着“皇二子”的鸡血石印章被他摸得发亮，也跟着一同入土。他走的时候，身边只剩二十枚银元，和当年“天降祥瑞”的开头一对照，像是两个世界。 灵柩埋在赵德庄，土一合拢，十里外海光寺的晚钟就敲起来。那部宋版《礼记正义》，先被袁世凯盖上帝王藏书印，又被他题上“寒云过眼”，已经在战火里散失。只剩下这人的名字和那句“高处多风雨”，在津门茶馆里常被人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