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鼓足勇气发言，第一个带头揭开了大寨的盖子，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1979年的春天，北京的全国政协小组会上，空气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握着发言稿的手微微发颤，却字字铿锵地抛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这句话，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已轰轰烈烈开展15年的当时，无异于惊雷炸响，要知道，彼时大寨是全国农业的标杆，陈永贵从大寨村支书一路走到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事务，大寨模式被奉为圭臬，没人敢轻易质疑，而杨显东，敢第一个站出来“掀盖子”，靠的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辈子与农业打交道的底气和对农民的赤诚。 生于湖北农村贫苦家庭的杨显东，从小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亲眼见惯了农民的艰辛，立志要靠农业改变家乡面貌，他发奋读书，考入金陵大学农科，后来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棉花品种改良博士学位，学成后毅然回国，一头扎进中国农业的沃土。 从抗战时期推广农业新品种，到解放后出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治理蝗灾十年，再到1978年升任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一辈子都在践行初心，他深耕棉花产业，推动农业科技推广，始终坚持实地调研，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农村，也亲眼目睹了盲目学大寨带来的弊端。 1978年，杨显东率队亲赴大寨考察，眼前的景象让他痛心不已：虎头山上树木锐减，土壤侵蚀严重，小麦长势萎靡，玉米地病虫害频发，1977年实际亩产仅400多斤，和宣传中的高产数字相去甚远。 更让他揪心的是，全国各地不分地域差异，盲目照搬大寨修梯田、集体劳动的模式——河北平原本该搞机械化，却硬修梯田降低效率；江南水乡强行改种玉米，导致粮食减产；内蒙古草原盲目开垦，草场退化严重。 调研归来，杨显东彻夜难眠，他整理好所有数据和实例，在1979年的政协小组会上，顶住巨大压力，当众揭开了大寨模式的真相，不仅直言其浪费和误导，更强调农业发展必须尊重科学、贴合农民需求，不能搞“一刀切”，这番发言当时就引起现场震动，也让他遭到了严厉指责，但他从未后悔。 杨显东的发言像一颗种子，唤醒了更多人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重新评估大寨模式，各地也逐渐停止了盲目跟风，1980年，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11月，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报告，正式停止“农业学大寨”运动，与此同时，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的包产到户模式得到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广。 此后几年，中国农业迎来转折，1978年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6095亿斤增至8146亿斤，六年增长2051亿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彻底激发，生活也慢慢得到改善，而大寨本身，也逐渐放下“政治标杆”的包袱，转型发展旅游业，盘活集体资产，走上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在那个不敢说真话的年代，杨显东凭着对农业的热爱、对农民的负责，敢于挺身而出，讲出别人不敢讲的实话，这份勇气和远见，真的太难得。 其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发展都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跟风，农业如此，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心里装着老百姓，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杨显东用一句真话，为中国农业开启了新的篇章，他的名字和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