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北京305医院的心电监护仪拉出一条直线。 享年78岁的大国总理，心脏停跳了。 仅仅几个小时后，车队悄悄驶出医院后门——窗帘拉着，警卫神色仓皇，像是在执行什么见不得光的任务。 但这件事，没有任何阴谋。 它的真相，比任何阴谋都要让人心疼。 1976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最艰难的时刻。 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四人帮"如日中天，把持着宣传机器，管着一切能管的事。 就在这个当口，周恩来走了。 说走，其实已经走了很久了——从1972年5月12日起，他就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更让人难受的是：当时的医疗组把诊断结果上报之后，接到了明确指示：保密，不告诉总理本人，不检查，不开刀。 医生们每天进病房，心里清楚，总理心里也清楚。 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知道，但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正如周总理的贴身卫士高振普后来回忆的那句话："总理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总理很清楚，但谁都没有开口说。" 从1974年6月第一次做手术，到1976年1月8日去世，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40多天一次。 到最后那次手术，也只拖延了他5天的生命。 这个做了26年总理的人，在临终前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句话喊完，他走进了手术室。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走了，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 当天上午，邓小平声音颤抖，叶剑英哭红了双眼，拉着邓颖超的手久久不放。而"四人帮"的成员们——告别仪式一结束，转身就离开了。 下午，遗体车队悄悄驶出305医院后门，开进了北京医院。 那支车队，警卫和秘书一路沉默，眼睛都是红的。这就是很多人看见"神秘车队"以为有阴谋的那一幕。 真相是：他们是去完成周总理生前最后的一个愿望——遗体解剖。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交代医护人员："我死了之后，要对我进行彻底的病理解剖，搞清楚癌症的发展和死因，哪怕能为医学研究做一点贡献，我就很高兴了。" 当天晚上，医院病理科大夫主刀开始解剖。当他们把被单慢慢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几处手术疤痕时，在场的人都哭了。 报告结果出来了——各个主要脏器，全部有癌瘤转移。 这个用身体死扛的人，已经被疾病侵蚀到了什么程度，到这一刻才算彻底知道。 与此同时，邓颖超已经向中央提交了另一份请求——这是周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心愿：不保留骨灰，撒掉。 这话在当时听来，不像是一句遗嘱，更像是一句决绝的宣言。 1月11日下午，灵车出发。 "四人帮"下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去天安门。 结果呢？ 北京医院周围被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连夜排队，日夜不停地参加遗体告别。 1月11日，灵车沿长安街向西，驶往八宝山。 整个北京，一二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站在两侧凛冽的寒风里，无声送别。 这就是"十里长街送总理"。 到了八宝山，人群直接扑上灵柩，不让进火化炉，哭喊着要留住总理。工作人员哀求说："同志们，让总理走吧！"人群才慢慢让出一条路。 1月15日深夜，一架安-2飞机带着骨灰飞上北京夜空。邓颖超站在寒风里，一直目送飞机消失在黑暗中。 骨灰分四处撒下——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还有他生前最想去却终究没有去成的台湾方向的大海。 周总理有多少存款？ 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遗产，他和邓颖超夫妻一共留下5100元，大部分还是资助亲友用剩的，其余当了党费。 一个大国总理，执掌国务院26年，两袖清风，一分积蓄都没有，没有孩子，没有墓地，骨灰都撒入了山河之中。 联合国秘书长为此决定为他降半旗。有外国外长当场质疑：从没听说联合国为别国总理降旗。 秘书长在台阶上用不到一分钟的话作了回应，大意是：他做了26年总理，没有一分存款，没有一个孩子。能做到其中一条，联合国同样会为你降旗。 广场上的外交官们，沉默了。 周总理走后，群众的悼念情绪被压制了整整三个月。1976年清明节，北京几百万人冲破禁令，涌入天安门广场，花圈铺满了整个广场，史称"四五运动"。 这场运动埋下了打倒"四人帮"的民心基础。 同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一个人死后，还能撼动历史的走向。 这大概就是人心的重量。 他没有留下骨灰，没有留下坟冢，没有留下一个孩子，没有留下一分积蓄。 他把能交出去的，全部交了出去。 有人说，这世上最大的清白，是死后无处寻觅。 而那一年冬天，一二百万北京人站在零下十几度的街头，送一个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的人最后一程。 那十里长街上的哭声，就是他留下的全部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