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被判了无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会被赦免？ 毕竟韩国历史上被判了刑的前总统，后来不都是被赦免了。 不过把“总统重判后是否会被赦免”放进韩国政治史里看，会发现这从来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而是一种带着强烈政治现实色彩的制度安排。 最有代表性的，是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人涉及政变与内乱，被判重刑，在法律意义上象征着国家对权力滥用的清算，但随后赦免，则体现出另一种考量——避免社会长期陷入历史对立。判刑强调的是制度底线，再高权力也要受约束，赦免强调的是政治降温，清算不能无休止，否则国家可能被撕裂。 后来对朴槿惠和李明博的处理，则更多体现现代政治的另一层逻辑。两人因权力滥用和贪腐入狱，司法行动回应了公众对问责的强烈要求，而赦免往往发生在政治对立趋于疲劳、社会需要缓和的节点，本质上是一种“止损机制”，避免阵营对抗无限升级。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一个反复出现的结构，判刑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告诉社会权力不能凌驾法律，赦免解决的是治理问题——防止政治清算演变为长期内耗。这两步并不是互相否定，而是在不同阶段回应不同风险。 争议也恰恰来源于这种双重逻辑。一部分人认为，赦免削弱了司法威慑，让公众产生“权力终有退路”的观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果没有这个缓冲阀，政治可能滑向报复循环，最终伤害制度本身。 因此，韩国历史上的这些对比揭示的不是简单的“宽纵”或“清算”，而是一种在高冲突民主环境中形成的现实平衡，既要通过审判维护规则权威，又要通过赦免防止社会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