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终于决定打开万历皇帝的陵寝，谁料，棺材打开没多久，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慢慢变黑，一些珍贵的丝绸也化为灰烬，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按最早的算盘，真要动手的本来是朱棣的长陵。 明十三陵里，长陵排场最大，新中国刚站稳脚跟时，史学和文博这一圈人心里都有股想“干票大的”的劲头，眼睛自然先盯着那座封土。试着挖了几回，工程条件、地宫情况都不省心，谁也不敢说一句“稳妥”，心里慢慢发虚。目光在群山之间兜来兜去，结果落在万历的定陵上。 这个陵名气不算最响，个头也略小，可修得晚、材料全，结构一目了然，档案里写得清清楚楚，整座陵修了六年，耗银八百万两，地宫埋在地下二十七米，隧道券连着前殿、中殿、左右配殿、后殿，总面积一千一百多平方米。 郭沫若率先出来喊话，吴晗跟着表态，一批学者轮番游说，觉得定陵适合“试刀”，既能出成绩，又不至于一上来就翻车，一九五八年，国家点头，封了三百多年的陵寝就这样被推上台面。 顺着通道往下走，脚步一声声敲在石阶上，中殿的景象忽然把人拽住。 三张宝座一字排开，万历居中，两位皇后分列左右，每张宝座前都蹲着一口青花大瓷缸，肚子圆鼓鼓的，当年装的是长明灯用的灯油。陵一封，地宫里的氧气被火一点点吃光，灯火灭了，灯油却老老实实躺在缸里睡了几百年。 发掘那天，考古队往缸里一照，居然还能舀出一瓢油来，像是从明朝手里接过一小捧凝固的时间。 再往里走，后殿安静得有些过头。 汉白玉棺床排成一线，中间那口属于万历，两侧是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棺盖抬起，腐烂气味先扑上来，三具骨架还算完整，黑发软软地搭在一旁，灯光一打还有一点黯淡的光。 棺内外塞满金银玉器，成百匹罗纱织锦裹在周围，这些东西在纸面上说起来是“富丽堂皇”，丢到这地宫深处，看久了反倒有点压人，像是把整个皇朝的排面都堆在几副骨头身上。 万历的躺姿格外扎眼。头微微偏向右侧，脸朝上，右臂弯起伸到头旁，右手像枕在耳边，左臂略往内收，左手捏着一串念珠，规规矩矩放在腹部。 右腿弯着，左腿伸直，两只脚不并拢，稍稍往外撇开，像是刻意摆过的姿势。 考古记录把这种葬姿认作“北斗七星”式，帝王活着要讲天命，躺进棺材也要按星位排好，把自己往星辰那一套里凑，连死都要和天象搭个界面。 提起万历，在外人嘴里绕不开“怠政”二字。 史书记着，他有近三十年不上朝，奏章压在案头，一叠叠堆起来，群臣进宫出宫，心里都有火气，只是不好明着说。到了晚年，万历在遗诏里提了几句自己的身子骨，说多年多病静摄，郊庙难亲临，朝讲难常到，又写腰痛脚软，行立不便，脚心疼得厉害，步履艰难。 短短几行字，在纸上留下一堆问号：是身体真撑不住了，还是借病说话说顺了口气。 定陵发掘以后，这场争论多了一块硬邦邦的凭据。 棺内那条缩着的右腿，很难让人当成“正常姿势”。骨骼复原时，右腿明显比左腿短了一截，这不是什么灯光错觉，而是骨头本身给出的事实。考古日志写得干脆，这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有严重足疾。 怠政的帽子摘不掉，脚上的病也不是凭空编出来的，一个把自己关在深宫里的皇帝，形象变得不再那么扁平，既有偷懒的一面，也有拖着病腿熬日子的那点无奈。 定陵地宫里塞满了东西，粗粗一数，三千多件，各种材质拥在一块。 金银玉器最抢眼，瓷器里也有不少好货，拿出来随便摆几个，都能撑住一个展厅。比较扎心的是那一批丝织品，刚露面时花纹清楚、颜色鲜亮，接触空气时间稍微长一点，颜色就一档一档往下掉，布身迅速发脆，伸手轻轻一碰，整片织物立刻碎成粉末，在地宫冷冷的空气里飘散开去，像一阵看不见的灰雨。 那几年文物保护还在摸索，设备有限，经验也有限，能做的就是抢时间、轻下手，把能救的先救出来。更多的东西，只能看着在眼前一点点塌掉。过后再提这段经历，当事人嘴上说的是教训，心里清楚，这是拿一次性损失换来的明白账，谁也不敢再说“挖一挖没事”。 发掘的时候，定陵门口并不冷清。郭沫若多次来到现场，站在山坡上讲明史，讲到起劲时像是整个人都亮起来，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宋庆龄后来也走下那条通往地宫的石阶，看过中殿、后殿和棺床，等于和几百年前的一家人隔着阴阳打了个照面。 山上山下人来人往，照相机咔嚓个不停，这头热热闹闹，另一头丝绸一碰就碎，这种反差很难不让人心里一紧。 定陵这一遭走完，在考古圈里留下的东西，远不止橱窗里那几件国宝。 三千多件文物固然亮眼，金丝楠棺木、皇帝遗骸、大片丝织品的去向，也一直像根刺扎在心头。 一步迈得太急，就成了后人永远绕不过去的教训，“帝王陵不轻动”逐渐变成共识，国家此后也不再主动发掘帝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