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老家的二哥进城，看了总政主任罗荣桓。一见面，二哥就抱出1个娃娃，指着罗主任讲：“这是你嗲嗲（方言‘外公’），快喊嗲嗲。”罗主任抱过外甥，二哥又讲：“他娭毑（方言‘外婆’）还在罗家，一辈子没改嫁。” 衡山老屋里，门槛被一个女人踩得发亮。 乡里人提起她，就说：“守了一辈子。”守的是早早离家的丈夫，也是心里那点认死理的倔劲。 丈夫叫罗荣桓，从湘南走到华中，又进了北京，穿上军装，成了人们口中的罗政委、总政主任。她还是在灶台前添柴的颜月娥，名字温柔，人话不多，把苦日子一碗一碗熬过去。 有人劝她改嫁，她摇摇头，谁问也不细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荣桓在华中军区，眼里都是作战和公文，老家的消息靠书信。 有一封信，他才从字里行间摸清楚：老二罗宴清一个人，把女儿罗玉英拉扯大，如今闺女已经出嫁，女婿是人民教师，两口子也有了孩子。信纸很薄，内容干脆。 一九五零年，信里的名字活生生出现在北京城。 罗宴清带着一家人，挤着绿皮火车往北走。火车靠站那天，他怀里抱着小外孙，远远就被弟弟认出来。 罗荣桓和爱人站在月台边，见到哥哥，赶紧迎上去。罗宴清把孩子往前一托，用衡山话说：“叫嗲嗲，这是你嗲嗲。”嗲嗲在当地就是外公。孩子小声叫了一句，罗荣桓立刻把外孙接过来，搂在怀里，忍不住亲了几下。站台上人来人往，这一幕一眼就能看出，是亲骨肉认门。 一家人回到住处，灯光不亮不暗，屋里很暖。 罗荣桓进厨房，炒菜、煮汤都自己来。菜摆上桌，一圈人围坐，筷子一动，多年不见的亲情就回来了。他举杯敬二哥，说的全是“谢”：谢这些年撑着老屋，谢把罗家的闺女养大成人。 罗宴清摆手，说这是做哥哥该干的。 罗玉英坐在一旁，听着这些话，眼眶早就湿了。 童年里对父亲的印象，本来就零零碎碎，多是从别人嘴里听来：谁家的罗荣桓，在外打仗，当了大官，很忙。这回同桌吃饭，大官成了真正的父亲，心里的酸楚和踏实一起涌上来。 饭到中间，话就拐到了日子。女儿、女婿在地方教书，饭碗稳定，可离北京远。 看着父亲年纪大、担子重，两口子心里都打起主意：要是能调到北京，平时多陪陪老人，那就安心。 罗玉英憋了半天，把话说了出来，语气里有盼头，也有小心。亲戚朋友知道，多半会顺口一句：“一句话的事。” 罗荣桓听完，筷子轻轻一停，屋里安静下来，灶台里的火还在响。他望着女儿，慢慢开口：“娃娃，我手上的权，是国家和人民给的，只能给国家、给人民办事。盼你们在身边，这个有，可是工作，要靠你们自己争取，我不能讲话。” 桌边的人听得明白，女儿、女婿红着眼，不再开口，既难过，又服气：这位首长，对别人有尺，对自家人也有尺。 后来，罗玉英夫妇就按这条路走。两个人凭本事进学校深造，读书、考试，一步步走上自己的岗位。 罗宴清心里挂着衡山，田里有庄稼，屋里有老人，迟早要回去。临行那天，车站照样冷风扑脸，人挤人，又是一次别离。 就在上车前，二哥把罗荣桓拉到一边，压低声音提起另一个人：“他娭毑还在罗家，一辈子没改嫁。”那句“娭毑”，指的是外孙的外婆，也就是罗荣桓的发妻颜月娥。 “一辈子”三个字，从二哥嘴里吐出来，不带一点装饰。罗荣桓眼眶立刻红了。那桩当年的包办婚姻，从不太情愿，到磨出几分感情，再到他离家闯革命，上前线，从此各走各的路。她守着罗家的门，他守着战场和办公桌，两人中间隔着山水，也隔着年月。 那句“一辈子没改嫁”，听着像夸奖，又像轻轻敲打。 罗荣桓沉默了好一阵，把手伸进军装口袋，摸出一叠工资钱，分成两份，一份塞到二哥手里，让他路上用、家里用，一份托付回衡山：“这部分，你带给月娥，就说，这辈子对不起她喽。” 话说得土，没有官腔。旁边的战士听见，只当是兄弟之间的私话。知道这句话分量的，是这对兄弟，还有远在乡下的那个女人。 火车开动，车轮压着铁轨往前跑，站台上的人影一点点变小。小外孙趴在窗边，使劲挥手，并不懂大人们眼圈为什么那么红。对他来说，嗲嗲就是一个突然出现又匆匆离开的亲戚，是北京的一段短暂记忆。对罗荣桓来说，这趟路既是团圆，也是补课，有些情算是给了交代，有些愧疚怕是再也补不圆。 衡山老屋里，颜月娥接过那份钱，多半也不会说太多话。乡下人过日子，看重的本就不是钱有多少，而是心往哪边放。守了一辈子的门，总算等来一句迟到的道歉，灶台上的炊烟升起，又落回锅碗瓢盆，那些多年没说出口的事，就悄悄藏在这烟火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