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前袁世凯把儿子叫到床前：“你不要送葬，开枪打死穿红衣服的人。”几天后，他又把干儿子段芝贵叫来：“你穿红衣服送我，我才能上天堂。” 出殡那天，袁家门口一片素白，偏偏队伍里蹦出一抹红。那身红衣在人堆里晃眼，像故意来撞场子的。袁克定在远处死死盯着，手心都是汗，因为临死之前袁世凯在病床上嘱咐过他：别忙着跪在灵前哭，见到穿红衣的人，抬手就是一枪。 那天床边人多，护士、幕僚、亲信都围着，袁世凯先把他们一个个支走，只留儿子在身边。 屋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他像是攒了最后一点力气，把话一口气说完：不给自己送葬，记住穿红衣的人。至于那个人是谁，为何要在葬礼上穿这种大不吉利的颜色，他一句没解释。 说完这一茬，他把袁克定也打发出去，换人进来。这回被喊进屋的，是跟了他多年的干儿子段芝贵。两个人关系外头人都知道，从小站时的一名小军官，硬生生巴结成“干儿子”，一步步爬到天津北洋巡警总办的位置。段芝贵一进门，还以为又有什么差使等着，没想到听到的是另一套交代。 袁世凯盯着他说，出殡那天一定要来送葬，衣服得准备好，白的别穿，偏要穿红的。 说得一本正经，说穿上红衣，他在那边才好见人，还加了一句“这样我才能上天堂”。 这话要是单拎出来听，像半真半假的戏言，一和之前跟儿子的那番吩咐一拼，味道就变了。 段芝贵嘴上答应得痛快，一个“好”字就把话接过去，心里怎么想就没人知道了。对这种人，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写在脸上。年轻的时候，在小站当小军官，见识到袁世凯手里的实权，立马换了一套活法。别人照章办事，他天天去“请安”，端茶倒水不嫌累，嘴上全是“为大人效死”“得您提携是第二条命”之类的话。 袁世凯这种老油子，一开始也觉得别扭，无事献殷勤，谁心里都打鼓。人终究要心腹，久了就顺水推舟，认下这个能说会来事的干儿子。认下之后，路就好走多了。升职调任，轮到人的时候，总得照顾自家圈子的人，段芝贵很快就坐到了天津北洋巡警总办的位置。 坐上这个位子，他那点本事也露出来了。见到达官显贵，笑得比谁都谦卑，腰弯得跟弓似的；轮到自己手下，就一脸冷硬，扣钱、罚站、使唤人从不手软。 下头的人背地里骂他是势利小人，可架不住这套在官场好使。他还摸透了袁世凯的喜好，知道老爷子好这一口，就四处给他物色年轻貌美的女子，再挑时间送上门。 有一回事情闹大，是一九零六年。 庆亲王载振到天津闲逛，看中了名伶杨翠喜。这个名字在当时不算陌生，有才子的感情系在她身上，李叔同就动过重金赎人的念头。 局面本来还能朝着“才子佳人”的方向发展，段芝贵硬生生插了一手，把杨翠喜送进了庆亲王府里。 庆亲王对这桩“献礼”极满意，又给他往上推了一把。 好处拿到手，麻烦也跟着来了。消息传到慈禧耳朵里，老太太大发雷霆，袁世凯也被牵着一起挨了板子。从那以后，袁世凯看这个干儿子，就多了几分戒备。面上还是那层父子称呼，心里知道，这是一棵随风晃的草，风往哪边刮，他就往哪边倒。 再往后，局势越搅越乱。段芝贵劝着、捧着，把袁世凯往“称帝”的路上推。心里盘算得明明白白，袁世凯一旦登基，自己这条线就鸡犬升天。 趁着权势，把鱼肉百姓、强抢民女当成顺手之事，仗着靠山硬，哪里想到身后人是怎么骂的。 一九一六年，帝梦破灭，袁世凯躺在病床上，知道这辈子翻不过去了。 眼前这些人，有真亲人，也有半路认的亲人，有帮过忙的，也有跟着捞好处的。谁能送终，谁会翻脸，算一算就明白。段芝贵这种人，嘴上叫“干爹”，关键时候要是看准机会，敢把整个袁家当肥肉分。 床边那两番话，就成了一个局。一边是亲儿子，一边是干儿子，中间隔着一身红衣。葬礼那天，棺木抬出门，哀乐声盖着人声，孝帛在风里乱晃，段芝贵果然穿着大红衣服出现，像一团火栽进白浪里。袁克定看见这抹红，立刻想起父亲临终那句“打死穿红衣的人”，抬手就是一枪。 枪声炸开，人群乱作一团。段芝贵毕竟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反应极快，当场闪开，掉头就跑，硬是从这口枪下逃过一劫。布好的局，破在一瞬间。 命没丢在袁家的丧事上，也没有被哪一次政局直接卷死，段芝贵的结局走的是另一条路。 官越做越大，心越狂，通宵打麻将，玩女人，身体一点点熬垮，五十六岁就收场，说不上长久。 袁世凯的结局更显眼。 称帝那一出，只撑了八十三天，骂声一浪高过一浪，“倒行逆施”的帽子压在头上，最后在众口诛讨中走完人生。病榻上的那点算计，看起来精细，落到现实里，也只剩下一地唏嘘。 一桩葬礼，一个红衣，一个没有打中的枪，把几个人的真面目照得明白。有人拿亲情当筹码，有人拿权势当赌注，走到最后，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