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陈赓三子陈知庶、许光达独子许延清、陈赓次子陈知建三人就餐时的一幕 九十年代的北京，人爱聊一张画面：老式包厢里一桌菜，几位将门之后围坐，说话不高，名字一念出来都沾着火药味。要真凑齐陈赓的次子、三子，还有许光达的独子许延清，桌上随口一聊，背后的年份和地名足够把一个晚饭拖到深夜。 说到父辈，绕不过陈赓。一九零三年，他生于湖南湘乡，一九二二年入党，比除肖劲光外的大多元帅、大将都早。黄埔一期，“黄埔三杰”之一，战场上救过蒋介石，在“八一南昌起义”里扛过枪，去苏联留过学，在上海干情报立大功。 红军时期，他是唯一一位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当过师长的高级将领。抗战中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娘子关、长生口、七亘村、广阳、黄崖底、神头岭、长乐村、响堂铺、香城固等地血战，还投入百团大战，日本情报里干脆写上“专打三八六旅，活捉陈赓”。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指挥朝鲜和越南战场。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他在上海病逝，五十八岁，是十大将中最早离世的。 桌上动不动就有人提一句“父亲走得太早”，陈知建听得最有感。一九四五年他出生，没到十六岁父亲就走了，只在抽屉里翻出一份《战争经验总结》提纲，前言写了几行戛然而止。 后来他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遥控遥测专业，从“哈军工”课堂进部队，在沈阳军区、总参做技术员、工程师。 一九八三年进北京军事学院学习一年，再到野战部队，当第十四集团军步兵四十师副参谋长兼一二〇团团长，又升师副师长、集团军副参谋长。 之后调入总参军务部，任兵员局局长、第二编制局局长，再到重庆警备区任副司令员。 一九九八年七月，他晋升少将，二〇〇三年退休，军旅三十九年。外界常说他“最像陈赓”，他自己只认“家传的性格，军人的性格”，年轻时还一心想着能去济南军区，或干脆不上课直接上前线，把仗在炮火里学，结果不是被领导按住，就是被前辈劝回教室，这份没打成仗的遗憾一直压在心里。 长子陈知非，看上去离“将军”两个字最远。一九二九年他生在上海，母亲王根英一九三三年被捕就义，孩子跟着外婆、舅舅过日子，早早出去当报童、进工厂。 一九四六年，他十七岁，被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父亲接回身边，送进华北大学。 一九五二年毕业后，服从分配去长春第一汽车厂，后来又调到航天部门，多项科研成果在业内达到一流水平。年轻时他写信求父亲调自己回南方，被回绝，只收到一句话：在哪儿干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该挑地方。多年以后，他干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句话落在发动机和火箭上。 陈家的女儿走进的是医院。一九五〇年，第二野战军准备挺进大西南，陈赓担任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给在云南出生的长女取名“知进”，意思就是记得往前走。 成年后，她在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拿到麻醉学硕士学位，成为解放军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擅长临床麻醉、麻醉药理学和重症监护。 一九九五年赴法国访问学习，回国写专著、发论文，把手术台当阵地。 三子陈知庶，更像扛着行李往营门口冲的那种。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出生，父亲去世时只有七岁。 十二岁独自跑去找聂荣臻要求参军，在部队待了七个月，因年龄太小被送回家。 没多久又跑到东北，找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再次提出当兵请求，被安排去某部农场劳动几个月，照样“退回原籍”。 折腾到一九六九年，他终于在十五岁那年正式入伍，一九七三年四月入党，大专学历，从战士干到班长、排长、参谋、营长、团参谋长，再到机关副处长、处长，戴着和父亲相似的眼镜，在军营里熬出了三十年硬底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军委在总参谋部某部设立香港驻军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他成了驻港部队筹备组成员，兼任军事办公室主任，之后又在总参谋部动员部任副部长。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广东东莞正式成立，一九九四年他被任命为驻港部队副参谋长，抓训练，还策划对外开放和军事表演训练。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四处军营同时升起五星红旗，驻港部队接管防务，他站在营区，看着旗在夜色里慢慢升高。 后来他任驻港部队副司令员，又调任甘肃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九八年七月晋升少将，一直到二〇一四年退下，以正军级别结束四十五年军旅。 最小的陈知涯，一九五九年生于北京，路子更偏研究。曾在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处当参谋，在哈佛大学中国校友会做会长，在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担任秘书长，在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做研究员，二〇〇二年七月被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每天同各国军力和战略打交道。 那张被反复提起的九十年代“就餐画面”，表面是一桌菜、一壶酒，往深处看，是几代人把火线接下去的方式：有人接了枪，有人接了手术刀，有人接了动员令，有人接了研究报告。 父辈用子弹和行军路写下的故事，到了儿女这一代，换了工具，劲头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