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央不成文规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禁止他坐飞机。毛主席多次找空军，要求给他派飞机，刘亚楼总说‘空军没有好飞机，飞行员技术水平低’，婉言回绝。 这句说法在坊间转得很欢，像一出领袖要上天、司令拦着不让飞的戏，后面还拖着一句“1956年那次在天上失踪四十分钟，把中央吓出禁飞规矩”。听着有鼻子有眼，还是得往回捋一捋。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提出去广州视察，话说得干脆，要坐飞机，还点名要坐人民空军自己开的飞机。空军司令刘亚楼随即安排任务。4月30日，驻京专机飞行团接到命令，团长胡萍亲自当机长，飞行员陈锦忠、领航员张振民、通信员柳昆尚、机械师舒执章，一组人马凑齐。 飞机挑得谨慎。团里按专机标准改装过两架苏制里二型运输机，从中选出状态最好的一架，机号8205。为了这趟飞行，地勤把飞机里外翻检多遍，维护、试飞一项不落，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谁都不敢马虎。 5月3日，8205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向南飞去。飞行约四个半小时，落在武昌南湖机场。下午两点半再起飞，又飞三个半小时，到傍晚六点在广州白云机场落地。时间、航线都按计划走，那一程风平浪静。 毛主席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5月30日返程，还是8205，把他从广州送到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他下机便去湘江里游了一番。第二天继续北上，飞机落回武汉南湖，上空掠过长江时，他特意看了一眼正在施工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墩，那些从江水里探出来的混凝土柱子，是新桥的胚胎。 6月4日成了后来故事里的“关键一笔”。那天上午，他又在长江里畅游，下午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只差最后一段路就能回到北京西郊。飞到河北衡水附近，前方天色陡暗，一大片雷雨云横在航路上。雷雨云垂直高度能蹿上几千米，云里有气流、冰雹和闪电，是飞行员最不愿碰的东西。 喷气式飞机可以往上爬，把高度拉到八千米以上，从云顶外侧绕过去。当时用的里二型运输机升限只有五千六百米，就算拉到极限也钻不上去，只能改道。8205的机组在空中快速商量，定下主意，先飞向天气较稳定的沧州上空，绕开雷雨云，再折回北方，冲着北京西郊机场去。 就在这段绕飞中，飞机和地面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雷达屏幕上看不到目标，好像机子被云层吞掉。时间一点点往前挪，大约四十分钟，西郊机场那边，迎候的中央领导人和塔台里的刘亚楼心里都在打鼓，机上坐的是谁，大家心里清楚。 那架“失踪”的8205终究还是从云后面露头，稳稳出现在西郊机场上空。落地滑行，停稳，舱门打开，毛主席手里拎着书，从容走下舷梯。紧绷着的那口气，这才被众人一块吐出来。 多年以后，民间讲起“禁飞”的缘起，总要抓住这四十分钟，把它说成中央被吓出规矩的分水岭。 问题在于，后面这一截对不上史实。谢静宜后来回忆，毛主席离开北京，大多数时候选火车专列，坐飞机少，主意不在怕死，而在好办事。他跟身边人讲过，坐火车手里有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列车一拐进支线，就能找个地方停车，下去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村子有没有变化，再把当地领导叫来聊几句，许多情况得踩着地皮才能摸准。 专列条件比普通列车好一些，可远谈不上享福。车厢隆隆作响，地板不停轻微抖动，冬天灌冷风，夏天闷到人直冒汗。毛主席在北京时习惯夜里工作、白天只睡一会，到专列上就干脆调过来，白天让列车行车，夜里停车，把白天留给窗外的土地。 从安全角度看，火车也绝不是铜墙铁壁。专列运行本该尽量保密，时间、站点、线路往下压。路过城镇交叉路口，列车减速，工作人员照规矩先把窗纱拉严。毛主席常干的，却是伸手把那层布再拉开，目光探向外面的人群和街巷。 站在隔离杆后边的人，能看见车里的身影。有人认出是他，立刻挥手，有的干脆跟着列车小跑。毛主席靠在窗边，抬手回应，脸上有笑。工作人员心里犯嘀咕，上前劝他坐下，或者重新把窗纱拉上。他往往不太乐意，干脆把窗纱塞进金属架里，说怕什么，这是人民群众，怕他们干吗。旁边的人压低声音提醒，个别坏人还是得防。他接着讲，这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翻不起浪，就算真有心思，火车一会儿也开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