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杀掉了所有的俘虏，包括降虏。然而，左宗棠手上沾满了血，却没人骂，为何？ 咱们聊聊左宗棠面对的对手。那时候盘踞在新疆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叫阿古柏。这人压根不是中国人，是中亚浩罕汗国的军官，趁着新疆内乱，跑进来当了“土皇帝”。这阿古柏背后还有英国人和俄国人撑腰，他在新疆那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不论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被他祸害得够呛。 左宗棠出征的时候，做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抬棺出征。他让人打造了一口黑漆棺材，走哪抬哪。这不仅是给士兵看，更是给朝廷看，给天下人看：我这把老骨头就没打算活着回来，要么赢，要么死！ 这股子狠劲，直接把大军的士气给点燃了。 咱们重点说说标题里提到的“杀俘”这事。这其实是大家对左宗棠“雷霆手段”的一种极致概括。在攻打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克苏这些关键战役时，左宗棠的策略非常清晰：“缓进急战”。准备的时候要慢，要稳，粮草要足；一旦开打，那就要像闪电一样快。 当清军势如破竹，打得阿古柏的部队溃不成军时，确实抓了不少俘虏。对于这些俘虏，左宗棠是怎么处理的？他并没有像宋襄公那样讲什么“仁义道德”。对于那些阿古柏带来的外来侵略者核心骨干，以及那些死心塌地跟着阿古柏残害百姓的“二狗子”，左宗棠只有一个字：杀！ 首先，这些人是侵略者和叛国者。他们把新疆搞得生灵涂炭，手里那是沾满了无辜百姓的血。如果对他们仁慈，那就是对受害者的残忍。 其次，当时的局势容不得半点隐患。大清的国力已经支撑不起第二次新疆平叛了。如果把这些顽固分子放了，或者仅仅是关起来，一旦清军主力撤回内地，这些人立马就会勾结外国势力卷土重来。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必须斩草除根，必须用最暴烈的手段震慑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心。 所以，左宗棠的“杀”，是有选择的，是针对侵略者和首恶的。对于那些被裹挟的普通民众，左宗棠反而是极其宽容。他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还让士兵帮着老百姓修水渠、种庄稼。他在河西走廊和新疆路边种下的杨柳树，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左公柳”。这哪里是杀人魔王？这分明是菩萨心肠。 正是因为他分得清谁是敌人，谁是百姓，所以哪怕他杀了那么多俘虏，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左大人杀的是坏人，救的是咱们！ 这就是为什么没人骂他，反而要给他立生祠的原因。 咱们把目光拉长一点，看看这块土地。左宗棠走过的这片陇右大地，在历史上那可是有说头的。咱们参考资料里提到，大唐盛世的时候，这里是“发达地区”，是诗人们向往的地方。 想当年，盛唐的那些诗坛大腕，像高适、岑参，他们也是“西漂”来到这片土地。他们看着这里的“大漠孤烟直”，写下了无数激荡人心的边塞诗。比如岑参写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那种苍凉与豪迈，和一千多年后左宗棠的心境是何其相似！ 但是，唐朝的诗人是来求取功名的，是为了“进入公务员序列”，是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而左宗棠呢？他是来救火的，是来拼命的。他脚下的路，正是当年唐朝军队守护丝绸之路的那条道。可以说，左宗棠是用洋枪洋炮，延续了汉唐以来中国人保家卫国的那个魂！ 他让这片土地上的人知道，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没断！ 而且，左宗棠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新疆。咱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老头子到了晚年，还要为国家操最后一波心。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了。那时候左宗棠都73岁了，本来该在家里享清福，结果朝廷一声令下，他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拖着病体跑到福建去督办军务。 那时候台湾孤悬海外，法国人对其虎视眈眈。左宗棠临终前，拼尽最后一口气上书朝廷，建议台湾必须建省！ 这一条建议，简直是神来之笔。1885年10月，清政府终于听了老左的话，决定台湾建省，刘铭传成了首任台湾巡抚。这一下，把台湾的行政级别提上来，防务搞上去，才有了后来台湾的一系列现代化建设。 咱们参考资料里也说了，刘铭传在台湾搞得有声有色，铺铁路、架电线，甚至在台北创立兴市公司，点燃了台湾第一盏电灯。这些成就，背后都有左宗棠当年极力推动建省的功劳。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他杀了降虏却没人骂？ 因为历史是公正的，老百姓的心里是有杆秤的。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仁慈”如果用错了地方，那就是对国家的犯罪。 左宗棠的“狠”，是对侵略者的狠，是对分裂分子的狠。这种“狠”，换来的是国土的完整，换来的是百年的安宁。 如果当初他听了李鸿章的话放弃新疆，或者在处理阿古柏残部时心慈手软，那今天的中国版图，恐怕就要变成“海棠叶”残缺版了。 左宗棠这辈子，就像他种的那些柳树一样，扎根在最荒凉、最艰难的地方，替这个国家挡风沙。他手上的血，不是滥杀无辜的罪证，而是保家卫国的勋章。 所以，谁会骂他？谁敢骂他？骂他的人，要么是蠢，看不懂什么叫家国大义；要么就是坏，站在了中华民族的对立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