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蒋介石得知戴笠的儿子被枪毙后，命令毛人凤把戴笠的后人接到了台湾。等到了台湾后，他们母子三人受到蒋介石的接见，照片上右一为戴藏宜夫人郑锡英，左一为戴笠长孙戴以宽，蒋介石前面站着的是戴笠小孙子戴以昶。 1953年，台北士林官邸拍过一张很出名的照片。镜头前，一个男孩有点怯，站在蒋介石膝前。快门一响，画面就定住了：右边是穿着素衣的郑锡英，像个寡妇该有的样子；左边是少年戴以宽；中间蒋介石端坐，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张照片后来被翻印了很多次，但很少有人会去想——画框外其实还有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在海峡另一边，没能“入镜”，也没能一起被带走。 得把时间往前拨两年。 1951年1月30日，浙江江山县的公审大会上，戴笠的独子戴藏宜被五花大绑押上台。罪名念了一长串，最致命的一条是：1941年奉父命派人暗杀地下党员华春荣。最后枪响，他36岁，命就到这儿了。 消息绕来绕去传到台湾，蒋介石沉默了很久。戴笠1946年坠机那会儿，他在告别式上落过泪，还说过“若雨农在，不至失大陆”之类的话。现在连戴笠的儿子也没了，他终于开口，把毛人凤叫来：把人接出来。 一句“接出来”，听上去轻飘飘，做起来却是刀尖上跳舞。 毛人凤派了潜伏特工黄铎，带着伪造证件摸进上海。那时郑锡英带着五个孩子东躲西藏，丈夫被枪决后，戴家在江山的房产土地全被没收，日子一下塌了。更惨的是幼女戴璐璐因为没钱看病，早早夭折。 黄铎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把两个女儿托付给戴家老厨师汤好珠照看。问题来了：能带走几个？黄铎手里的假证件有限，这东西不是“旅行文件”，更像一张能不能过关的门票。 最后的结果说出来有点荒诞：郑锡英带着长子戴以宽、幼子戴以昶走；次子戴以宏因为户口被人冒名顶替，手续办不下来，只能留下。 一个行政系统的漏洞，就这样把一家人硬生生劈成两半。 1953年底，郑锡英带着两个儿子经香港辗转到了台湾。蒋介石在官邸见了他们，问了几句大陆的情况，安排住处和生活费。这更像是一笔旧账的处理：该给的给到位，但情绪不多。 从那以后，郑锡英几乎是用“静默生存”在过日子：不谈过去，不掺政治，更不让儿子靠近任何跟情报系统有关的东西。她像是怕一旦沾上，那些旧的阴影又会追过来。 戴以宽后来去美国念企管，在驻美机构任职，退休后定居华盛顿。戴以昶读东吴大学，进贸易公司，做了一辈子生意人，退休后在台北看书看报，日子平平淡淡。 有人说他们继承了祖父的聪明——这话没错。但那种“杀气”、那种属于戴笠的锋利，被母亲刻意剪断了。她要的很简单：活下去，干净地活下去。 海峡这边留下的那两个孩子，走的则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戴以宏从宋庆龄创办的孤儿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普农山农场，当拖拉机修理工。特殊年代里，“戴笠孙子”这种身份就是烫手山芋，能把人烫出洞来。 有一次审查，他只说了一句：“我连祖父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这辈子靠自己双手吃饭，问心无愧。”听着像顶嘴，其实是求生——一种必要的失忆。审查的人最后放过了他。 后来他结了两次婚，退休后还住在农场宿舍，闲了就帮人修拖拉机，彻底融进工人堆里，谁也看不出他背后曾经是个什么“家族”。 戴眉曼的命运更像慢慢把身份一层层剥掉。 她先跟着厨师汤好珠改名廖秋美，在浙江江山农村长大。1960年嫁给汽车修理工谢培流，搬到江西上饶，又改名谢桂兰。三次改名，说白了，每改一次，都是把那段显赫、危险的出身再切掉一点。 如今她八十岁了，每天养花种菜，接送重孙上下学。逢年过节二十多口人围一桌，热热闹闹。村里很少人知道，这个普通老太太，其实是戴笠的孙女。 1991年，两岸解冻。 戴以宏和戴眉曼于拿到赴台探亲许可。台北那边，郑锡英早被风湿性心脏病折磨得起不了身。等到满手老茧的儿子、还有改过三次名字的女儿站在床前，老人一下就绷不住了，老泪纵横。 四十年的政治对立、意识形态、阶级划分……那一刻都不太管用了。所谓“军统后人”和“农场工人”的标签也没什么意义了，他们只是母子，终于见面了而已。 再回头看1953年那张照片，就更唏嘘。 镜头里蒋介石坐在正中间，神情肃穆，像是在完成一笔政治债务的清偿；而画框外那两个被遗落的孩子，则用另一种方式把家族延续了下去——不是依附权力，而是把自己藏进土地里，藏进日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