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年前，揭露 “三鹿奶粉” 的上海记者简光洲，最后被报复了吗？ 2008 年 9 月 11 日，上海《东方早报》的一个版面上，一篇半版报道划破了中国乳业的虚假繁荣。 这篇题为《甘肃 14 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 “三鹿” 奶粉所致》的文章，第一次在全国媒体上直接点出 “三鹿” 两个字，而写下这篇报道的，是当时 35 岁的调查记者简光洲。 十八年过去，当年的毒奶粉事件早已尘埃落定，三鹿破产，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食品安全法》随之出台，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迎来了彻底的重塑。 但这些年，网络上一直有个疑问盘旋不散：那个敢在巨头身上 “动刀” 的记者简光洲，当年有没有遭到报复？他后来又去了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 2008 年那个燥热的秋天，看看简光洲按下发稿键时，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 在简光洲的报道出来之前，全国多地已经出现了婴儿患上肾结石的病例，甘肃当地媒体甚至已经发过简短消息。 但当时的舆论场上，所有媒体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一个 “潜规则”—— 只提 “某品牌奶粉”，绝不点名。 原因很简单，三鹿不是普通企业，它是连续 15 年销量第一的 “国民奶粉”，是地方支柱企业，背后的能量大到难以想象。 发稿前，压力如期而至。报道刊发当天下午，简光洲就接到了三鹿集团的电话，对方语气强硬，要求立刻撤稿。紧接着，报社的电话被打爆，各种说情的、施压的声音源源不断。 他的父母从老家打来电话，带着哭腔劝他 “别做这个报道”，怕他惹上大麻烦。 简光洲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被起诉、扣上 “抹黑民族品牌” 的帽子、丢掉工作。他甚至在发稿前特意折返报社，加上了 “不知是否假冒品牌” 的表述，力求每个字都经得起推敲。 直到当晚八九点钟，新华社发布通稿，高度怀疑三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那么，最核心的问题来了，他遭到报复了吗？ 从法律层面和直接层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三鹿集团或相关人员对他实施了所谓的 “打击报复”。 事实上，三鹿集团在舆论和官方的双重压力下，迅速失去了反抗能力，根本来不及对他下手。简光洲也从未被起诉，相反，这篇报道后来还为他赢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但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无形的、隐蔽的 “代价”，这或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报复”。 首先是舆论的误解。报道发出后的第二天，网上超过一半的评论是在骂他的。有人说他 “打击民族品牌”，甚至有人编造谣言，说他是受境外势力指使。 这种来自公众的误解，比企业的施压更让人心寒。 其次是职场和心理的长期消耗。三鹿事件后，简光洲发现自己成了 “特殊人物”。他在博客里写过一篇《“英雄” 让我脸上火辣辣》，表达了对 “英雄” 标签的不安。 后来，他离开了《东方早报》，告别了调查记者这个职业。 关于离职的原因，他没有细说，但熟悉媒体行业的人都知道，经历过这样的 “惊天报道” 后，想要再回归平静的采访工作，有多难。 真实的情况是，简光洲后来转型创业，做过品牌公关相关的工作，如今也会出现在高校的讲堂上，分享自己当年的采访经历和新闻理念。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年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十八年过去，简光洲早已不是那个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 “英雄记者”，他只是一个回归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回头看，简光洲没有遭到所谓的 “致命报复”，但他为真相付出了自己的 “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