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次庭审，一个清华半导体博士，被关了1277天。把他送进去的，不是别人，是他亲自劝回国的七个合伙人。 2019年，山东潍坊天气已经很冷了，当地法院的一个会议室里，孙夕庆穿着一件旧夹克坐在桌前，神情很克制。 对面，法院一位副院长向他鞠了一躬，这个动作看起来很正式，但时间隔得太久：从他被带走到走出看守所，再到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中间过去了1277天。 赔偿金额是54万元，有人后来把它除以1277天，算出来一天大概422元，这个算式当然不代表全部意义，但它会让人很直观地感到荒诞。 2003年前后，孙夕庆在美国已经做得不错，按常理，他完全可以继续留在那条稳定的学术，或产业路径上。 但他回国创业，目标很明确：在光电半导体这种关键领域做出国产替代，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为了把团队搭起来，他联系了多位在海外工作的同学和朋友，这些人原本有比较舒适的生活：工作稳定、收入不错、身份也有保障。 孙夕庆把技术空白和产业机会讲透：国内需要这条路，有机会干出一家公司，也有机会干出一套技术体系，最终，七位伙伴被说动，一起落到潍坊，成立了中微光电子。 创业初期他们确实吃过苦，缺资金就想办法融资或抵押，缺设备就挤时间跑流程，技术攻关靠团队硬磨。 那几年国内半导体产业环境，远不如现在成熟，很多东西没有现成模板可抄，既要搞研发，又要跑市场，还要在供应链、客户验证上一步步争取。 公司做起来后估值冲到19亿元左右，这在当时属于非常亮眼的规模，资本和地方都愿意把它当成“潜在独角兽”。 但当企业从“共同创业”进入“能变现、能分红、能退出”的阶段，很多关系会开始变形，孙夕庆更像典型技术型创始人，倾向于把利润再投入研发，做长期布局，同时强调按贡献分配。 而部分合伙人更关注现金回报、控制权和退出节奏，你可以理解为，大家对“公司是做事业还是做资产”出现了分歧，分歧本身不稀奇，稀奇的是后来走到了刑事指控这一步。 2014年下半年，围绕公司管理权爆发冲突，七名合伙人联手把孙夕庆从董事长、总裁位置上“请下去”。 如果只是公司内部换岗、股东投票，争议可以走民商事路径解决。但后来出现了更狠的做法：有人拿出一套“账本”和材料，举报孙夕庆虚开增值税发票、职务侵占等。 指控额度很大，性质也很重，一旦成立就是刑事问题，对任何一个创业者来说，被贴上这种标签不仅意味着可能坐牢，还意味着公司合作伙伴、银行、客户都会立刻与他切割。 2015年2月，孙夕庆被刑拘，那之后他在看守所待了1277天，长期羁押带来的伤害不需要渲染：与外界隔绝、无法工作、无法照顾家庭、名誉持续受损。 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妥协，但孙夕庆一直不认，他的理由很硬：他认为自己如果认了，就等于默认自己这些年做的事是犯罪，等于把整个技术创业的努力踩进泥里。 这种坚持有代价，但也正因为坚持，后面的程序，才有机会一点点把证据掰开看。 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非常长，不断补充、对质、核查，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极具讽刺的细节：比如某些被指称为“侵占”的票据，经核对后却指向举报方或他人的正常报销，很多材料并没有经得起“把账逐项摊开”的检验。 2019年5月，潍坊高新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回起诉，这个结果意味着刑事指控站不住脚，孙夕庆得以恢复自由。 可对他来说，“自由回来”不等于“损失可逆”，四年多过去，公司早已不是当年的公司：在他被羁押期间，原团队和合伙人围绕核心技术、客户、人员流向发生了变化，有人注册新公司、有资源转移的说法也广泛流传。 即便这些细节，需要在不同材料中逐条核实，但一个事实几乎确定：他出来时，那个曾估值19亿的创业平台，已经很难回到原样。 这就是这件事最惨的地方：清白最终保住了，但事业和时间很难要回来。 合伙人那边也未必真正“赢家通吃”，因为这种手段一旦被揭穿，名声、信誉、后续合作都会受巨大影响。 对一个本来有机会长期做技术积累的企业而言，这种内斗造成的是“负和结果”——大家都亏，只是亏得不一样。 这件事对创业者最现实的提醒，可能不是“不要相信人性”这么空的话，而是更具体的几条：合伙结构要清晰、权责边界要写进章程、重大事项要有可追溯的决策链。 财务、税务、票据要经得起最坏情况下的外部审视；更重要的是，别把公司治理完全建立在“兄弟情”上。 因为一旦利益和控制权进入博弈，最先碎掉的往往不是合同，而是信任，孙夕庆遇到的那本“账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把最锋利的刀——不是对着竞争对手，而是对着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