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被平反后，留下了4.8万元遗产，都去了哪里？ 一九七九年春，中央出了一道挺少见的决定。 彭德怀的一切遗物，加上工资补贴攒下来的四万八千元，不按老规矩给兄弟姐妹，而是集中交给已经离婚多年的浦安修，由她一个人拿主意。 一九七八年彭德怀平反，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浦安修坐在角落，彭家亲戚多半不理她。 大家记着的是几件旧事。 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她写报告提离婚；一九七四年九月，彭德怀身患结肠癌，又在政治上受重压，临近病危，组织问她要不要去病床前看临终一面，她咬牙拒绝了。 这几件事背后，是一场拖了多年的风暴。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接连挨批，家属一起受牵连。 浦安修顶不住，向中央提离婚，想少拖累一点。邓小平在报告旁边写了句“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离婚不办也不驳。 一直拖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下旬，彭德怀自己同意分开，组织才把离婚记进档案。 法院那边始终没有判决，婚姻在法律上其实还吊着。 后来彭德怀被从“三线”地区回北京，她也被停职，一直熬到平反那一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平反文件下来，彭德怀的名誉回来了，浦安修也从阴影中走出来。没多久，总参管理局服务处政委贾玉桂接到任务，到成都军区把彭德怀遗物一点点取出来。 大家都以为这些东西会交给彭家的长辈，中央给出的批示却很短：全部交浦安修，由其处理。等于再次承认她“元帅夫人”的身份，把元帅身后这摊麻烦事交给她收尾。 东西先摆上桌。浦安修把贾玉桂、侄女彭钢和几位老同志叫来，围着一张桌子商量。 她心里有杆秤：彭德怀这一生，是党的将军，也是人民的“彭老总”，遗物不能只当小家的传家宝。 最终定下的分法不算复杂：那几套翻得起毛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留在身边，当精神寄托；一支手枪、一把长猎枪，还有几件有展览价值的旧物捐给军事博物馆；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等日常家当交给侄子侄女自己处理。 四万八千元摆在眼前，才是真正难分的一堆。 浦安修把钱分成三摞，每一摞都对应一桩心事。 第一摞是一万六千元，分给十一人。 八位是彭起超、彭梅魁在内的侄子侄女，三位是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 一个当警卫参谋，一个做生活秘书，一个开了多年军车，打仗时一直跟在彭德怀身边，风波一来同样遭到牵连。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平反，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守着本分，从未在人前埋怨。 这一万六千元，是替彭德怀补上的一笔情债。 第二摞是一万元，走得更远。彭德怀生前常提老家湖南湘潭县乌石镇，说那里有一所条件很差的小学，总惦记着将来“卸甲归田”时，把积蓄拿出来修修房，让孩子别在破祠堂里上课。 这桩心愿一直没机会兑现。 浦安修把一万元存进乌石小学账户，存单交给彭德怀纪念馆，上面写明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取出。钱取出来后，破旧祠堂改成了砖瓦房，教室亮堂不少。 一九九八年，彭德怀诞辰一百周年前后，张震来到乌石镇，把学校题名为“彭德怀希望小学”，那一万元就这样变成了校门上的四个字和孩子们头顶的屋檐。 余下的两万多元，是第三摞。 追悼会前后向单位和个人借的钱，要一笔笔还上；生前没补齐的党费，要一分不少补齐。 账算完，她又从中抽出一万元交给人民银行，以个人名义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四万八千元走到这一步，只剩下四千多元。按普通人的想法，留作晚年一点底气也合情合理，她还是把这点钱往外推。 四千多元，被当成稿费请人整理材料。 搞历史的同志住下来，翻档案、访老人，把散落各处的记忆和文字串起来，编辑成《彭德怀自述》。 这本书后来传得很广，书名像自传，内容却是用大量访谈和证据搭起来的。 出版之后，一年时间销量突破百万册，买得最多的反而是一群中小学生，很多孩子在书里第一次看到一个有脾气、有失误、也有担当的彭德怀。 书卖火了，稿费自然不少。 浦安修照例没往自己身上堆。太行山区几所彭德怀当年战斗过的学校收到捐款，左权县麻田学校也收到一笔。左权将军生前是八路军参谋长，与彭德怀多年搭档，牺牲时彭德怀悲痛得久久说不出话。这一笔钱寄过去，是把那份战友情落在了一所学校的账本上。 怎么评价浦安修，外人各有各的算法。 一边是五九年之后那份离婚报告和七四年拒绝探望的决定，一边是一九七八年平反以后，她把四万八千元和一笔笔稿费几乎全部送出去。 中央组织部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的《组工通讯》里，点名夸她是“高风亮节的老干部”。 四万八千元散成了许多方向，人们再提起这位元帅夫人时，眼前浮现的，多半就是这些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