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44岁的张大千，收了一个16岁的女徒弟学画画，没过多久，女徒弟说：“师傅，我已经怀孕了，是你的。”张大千说：“放心，遗产有你一份。” 一九四五年，成都的秋天，空气里还残留着暑热与墨香混合的气息。 刚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声望正隆，画室的门槛几乎被慕名而来者踏破。 在诸多求学者中，十六岁的徐雯波并不起眼。 她是张家女儿心瑞的同学，因着这层关系，才得以常在这个满是卷轴与颜料的世界里走动。 起初，这位大画家只将她视作一个安静观摩的小友，兴致好时，也会为她信手勾勒几笔花鸟。 但这个姑娘有些不同，她看画时眼睛极专注，会在先生画得入神时，悄无声息地为渐凉的茶盏续上热水。 或是在他因一笔不如意而蹙眉时，轻声问一句是否光线有了偏差。 这些细微的留意，像宣纸上极淡的墨晕，不知不觉间，渗开了两人之间那道名为“师徒”的界线。 徐雯波想正式学画，家境寻常的她，央了父亲辗转托人，终于得偿所愿，成了画室里一名真正的学生。 张大千后来作画，渐渐只用她磨的墨，说那墨色层次最好，画山水尤为得力。 这份不言明的偏爱，像画室窗棂间悄然移动的光斑，旁观者清，当局者却仿佛沉溺在笔锋与纸面的世界里，未曾察觉。 关系的质变，往往发生在那些过于接近的日常里。 手把手的教导，衣袖间偶然的触碰，深夜画室里无声的陪伴，他对着散佚画稿叹息时，她会递上自己临摹的稚拙花鸟，试图引开那愁绪。 直到院墙边的桂花香气散尽，徐雯波发现自己身体里孕育了另一个生命。 恐慌攫住了这个尚未成年的少女，她独自承受了数日的煎熬，最终在某个画室只剩两人的傍晚，攥紧了衣角，向张大千坦白了一切。 那一刻，画室里静极了，能听见窗外风吹过竹叶的沙沙声。 张大千搁下笔，目光从她苍白的脸，移到尚平坦的小腹，沉默良久，给出了他的答案，那就成家吧。 这句话的落地，激起了远比墨点洒上宣纸更为剧烈的波澜。 彼时张大千已有多段婚姻，发妻尚在，家中更有儿女，其中便包括徐雯波的闺中好友心瑞。 年龄的悬殊、身份的悖逆、世俗的礼法，汇成汹涌的指责向他们涌来。 有人说大师晚节不保，欺侮年少无知的女学生；也有人揣测女孩心机深沉，借机攀附。 他们一度无处容身，借住在亲戚闲置的老屋里。 那段日子，张大千几乎封笔，常对着门外发呆，而曾是绘画“迷妹”的徐雯波，则挽起袖子，在呛人的烟火里学习如何生火做饭。 他们的结合，以一场极其简单的仪式为标志。 十八岁的新娘，穿着改小的旧式红衫，站在比她年长三十余岁的新郎身旁。 最初的激情，很快被生活的真实重量所覆盖。 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未满周岁便在那年多病的春天夭折。 徐雯波抱着渐渐冰凉的小小身体，枯坐至天明，鬓角悄然生出了第一缕刺眼的白发。 直到第二年儿子心健的降生，才为这个家庭重新带来些微光亮。 孩子满月时，张大千难得地重提画笔，画了一幅硕果累累的石榴图，寓意多子多福的民间心愿，于他笔下，第一次显得如此具体而恳切。 时代的洪流远比个人情感更为湍急。 四十年代末，局势动荡，张大千决定远赴海外，码头上拥挤不堪，他所能得到的船票极其有限。 深夜灯下，两人对着那寥寥几张船票，沉默了更久。 最终，徐雯波将尚在襁褓的幼子心健，交托给内陆的亲友，自己则携着另一个孩子，跟随张大千登上了离岸的船。 开船时，她死死抓着栏杆，望着岸上渐渐缩成黑点的人影，直至完全看不见。 那时她并不知道，这一别，便是与这个儿子的永诀。 多年后，留在内地的张心健在二十二岁那年走向铁轨，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消息辗转传至海外时，张大千正在一幅泼彩山水上挥洒浓艳的青绿，徐雯波默默走进画室，整理散乱的画笔。 往后的数十年，徐雯波不再是那个需要庇护的小徒弟，她成了张大千漂泊生涯中最稳固的依存。 那幅著名的《庐山图》，创作时张大千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是徐雯波在一旁，轻声提醒他云雾的浓淡与山势的走向。 而张大千，则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这份陪伴。 他晚年常画一种纤弱皎白的“夜莺花”，每幅题跋，总是简简单单写着“雯波属写”。 故事的最后，张大千长眠于异乡的山坡。 垂垂老矣的徐雯波，有时会被后人推到墓前静坐。 这段起始于惊世骇俗的师徒情缘，终究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沉淀为一种近乎骨血的共生。 其中的是非恩怨、得失甘苦，早已随墨迹渗入时光的纸背，留给后人一段充满复杂况味的人生侧影，与画作上那些淡而持久的题款。 主要信源：豪掷五百两黄金买古画 张大千落户成都小院，华西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