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在哀牢山深山里发现 4 万几乎全裸的男男女女，调查后才发现，他们竟是靠着吃野果和捕猎为生的苦聪人。 苦聪人的祖先本是氐羌的一支，从西北一路迁徙到哀牢山，却因躲避战乱和民族压迫，一头扎进了这片原始森林，从此与外界彻底隔绝。 近代又遭遇国民党残部的骚扰，让他们对山外人充满了戒备，认定外界都是危险的，只能靠着山林过活。 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食物吃光了就换地方，用石头磨成的刀和简单的陷阱捕猎，偶尔刀耕火种种点玉米，却是 “种一山坡，收一箩箩”，饿肚子是常事。 盐巴对他们来说是稀罕物，只能靠少量盐水藤煮水解馋，身上的 “衣服” 随季节更换，夏天是芭蕉叶，冬天裹兽皮，孩子出生了，也只是把芭蕉叶烤热了裹住婴儿，深山的寒冷和饥饿，成了他们世代逃不开的枷锁。 工作队发现他们后，心里满是酸楚，可想要靠近却难如登天。 第一次喊话时，苦聪人以为是坏人来了，掉头就往密林里钻，连搭好的窝棚都不要了。 工作队知道，急不得，只能一次次进山，每次都带上盐巴、粮食、布匹和简单的药品，哪怕见不到人，也把物资放在显眼的地方。 语言不通，就找当地懂苦聪话的老乡当翻译；看到有人受伤，就主动上前处理伤口，挑出伤口里的虫子。 甚至跟着苦聪人一起打猎、采野果，在火塘边和他们一起烤火，用最朴实的方式，一点点融化他们心里的冰。 就这样磨了好几年，苦聪人终于放下了戒备。他们发现，这群山外人不会抢他们的东西，还会给他们带来从未尝过的咸盐，教他们处理伤病，工作队的人和他们同吃同住，没有一点架子。 1956 年，军地联合工作组带着大批物资进山，苦聪人终于愿意跟着走出深山，只是这份适应并不容易。 因为不习惯山下的气候和生活，他们曾六次搬出又退回山林，工作队就一次次跟着进山劝导，从不厌烦，还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把定居点选在通风凉爽、靠近山林的地方，让他们有缓冲的余地。 走出深山，只是苦聪人命运改变的开始。政府给他们分发耕牛、铁农具、种子和口粮，周边的哈尼族、傣族乡亲主动让出五百多亩水田，把最好的稻种送给他们，手把手教他们耕田插秧。 苦聪人一辈子靠打猎为生，从没见过耕牛和锄头，工作队就蹲在田埂上，一遍遍地教他们怎么耕地、怎么播种，按二十四节气安排农活。 他们不会过定居生活，工作队就教他们洗脸刷牙、修厕所、叠被子，建起夜校教孩子们认字，让从未接触过文字的苦聪人，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名字，认识了 “中国” 二字。 1959 年，苦聪大寨的头人庙初沙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从北京回来后，老人激动地召集族人，喊出了 “我们也要社会主义” 的心声，这句话，成了苦聪人奔向新生活的号角。 1985 年，苦聪人被正式认定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和归属。 时光流转，几十年的光阴在哀牢山刻下了崭新的模样。 曾经的茅草房变成了整齐的二层小楼，硬化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广场上立起了篮球架，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机、冰箱，不少人家还开上了小轿车。 苦聪人不再靠野果捕猎为生，而是学会了种橡胶、澳洲坚果、香蕉，有人外出打工，有人搞起了养殖，还有人成了山林管护员、乡村医生。 从 “树叶做衣裳，兽肉野草当食粮” 的原始游猎生活，到住上楼房、用上智能手机、实现整族脱贫，苦聪人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民族上千年的发展路。 这不是偶然，而是新中国始终坚守 “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 的承诺，是一代又一代工作队和当地群众的接力帮扶，是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深情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