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在直接开炮，说取消高考就是给权贵开后门。他拿历史数据说话，当年推荐制一搞，北大清华里农家孩子比例从三成跌到不到5%。一句话，没考试，普通人连名校门都摸不着。现在网上又有人喊素质教育替代高考，听着像为孩子好，其实是想把公平竞争改成拼爹游戏。 六十年代初，苏州大学里六成学生都是农民子弟，北大的农家孩子占比也接近三成，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靠着一张卷子，真能实现阶层跨越。 可换成“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模式后，一切都变了味。 1972年到1976年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里，七成“推荐”上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农家子弟的比例从三成断崖式跌到不到5%，苏州大学的农民子弟占比更是从六成骤降到两成。 所谓的推荐，拼的不是能力，而是后台，看的不是学识，而是出身，没有了统一的考试标尺，权力和关系就成了升学的硬通货，普通人连名校的门槛都摸不着。 高考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完美选才，而是守住最基本的底线公平。它不问家庭背景，不看贫富差距，不论人脉资源，只认统一试卷上的分数。这套标准化的选拔方式，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成了可量化的分数，让农村孩子、工薪家庭子女能和城市精英、富裕家庭的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全国在校大学生中，超七成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无数人靠着十几年寒窗苦读，走出大山，告别底层，用知识改变了个人和家族的命运。 恢复高考四十多年，它早已不只是一项教育制度，更成了社会流动的稳定器，是阶层固化的溶解剂，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朴素理想在现代社会依然能实现。 就算高考存在偏重记忆、难以衡量创造力等缺陷，就算区域录取差异、教育资源不均让公平打了折扣，但它依然是当下中国最公平、最可靠的上升通道。 现在网上鼓吹的素质教育替代高考，看似是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实则完全忽略了现实中的资源鸿沟。 素质教育所强调的思想品德、艺术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评价维度，本身就缺乏细化的量化标准，主观性极强，很容易成为权力和金钱渗透的缺口。 富裕家庭可以轻松为孩子包装出亮眼的履历，花钱报名天价的艺术培训班、科创训练营，托关系获取优质的志愿服务资源，甚至参与付费研学项目来积累所谓的实践经历。 而普通家庭的孩子，连基本的课外辅导都难以负担，更别说花钱购买这些“素质包装”服务，他们的真实成长经历，在精心设计的“素质表演”面前根本毫无竞争力。 综合素质评价的异化已经给出了最直接的证明。本应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如今成了一场集体表演。 淘宝上，综评代写服务明码标价，一个学期三百元起，没有照片也能代办，多个商品月销量达五百多份。山东济宁等地的代填服务更是团购优惠，一人八十，三人团购二百元，广告语直白地宣称“不要把时间浪费到社会实践上，找我填报就是省心省力”。 为了凑齐评价素材，家长们各显神通，带孩子到博物馆门口拍照打卡，一天能刷十个场所却不进去参观；用PS换头技术伪造实践照片，在网上购买假获奖证书，甚至让学校直接下发加盖公章的电子版表格自行填写服务时长。 这些操作，普通家庭既没资源也没门路，只有条件优越的家庭能轻松搞定，所谓的素质评价，慢慢变成了家庭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的比拼。 当选拔标准从统一的分数变成模糊的“综合素质”，优质教育资源会快速向权势阶层集中。名校席位会被世家子弟占据，好工作通过圈层内定，财富、地位、机会代代相传，普通人无论多努力，都难以突破出身的壁垒。 北师大的模拟显示，若全面取消高考改为面试录取，农村学生进入顶尖高校的概率将大幅下降，底层向上的通道会急剧收窄。这种情况下，教育不再是改变命运的跳板，反而成了巩固阶层的工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固化格局可能重现。 还有学校采集家长社会资源的现象，进一步印证了拼爹游戏的隐患。山西忻州市某小学曾在“家校联系卡”中要求填写“家长擅长项目或可提供的社会资源”。 教育部早已明确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可这类行为依然存在，本质就是想把家长的资源转化为孩子的教育优势。一旦素质教育全面替代高考，这种“因财施教、因权施教”的现象会愈演愈烈，普通家庭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得彻底。 高考或许不完美，但它是当下最能保障公平的制度。它的存在，让无数没有祖荫、没有资本、没有圈层的普通孩子，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倡导用素质教育替代高考的声音，往往忽略了教育资源不均、监督机制不完善的现实。 真正的教育改革，应该是在保留高考公平内核的基础上优化制度，缩小区域差距，规范加分政策，而不是直接拆掉普通人最依赖的阶梯。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育人，但前提是守住公平，一旦努力不再能改变出身，这个社会就会失去最珍贵的流动性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