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对毛主席投出反对票，抗美援朝前向美国泄密，毛主席：养起来吧。1949年9月，北平，政协会议的计票现场，空气突然凝固了。 1949年9月的政协会议选举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出现575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这张反对票来自张东荪。 张东荪早年留学日本接触西方思想，回国后投身辛亥革命，创办报刊宣传民主科学，成为五四时期有影响力的学者。 抗战期间，他留在北平坚持教学，拒绝日军拉拢，四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彰显过民族气节。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中间人往返于国共阵营，推动北平和平谈判，让这座古城免于战火，这份功绩让毛主席当面称赞他“立了第一功”，也为他赢得了政协代表的资格和政务院的职务。 政协会议上的反对票，并非针对个人恩怨，而是源于深层的政治理念分歧。当时新中国确立“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而张东荪始终执着于“中间路线”，认为中国应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避免卷入两大阵营的对抗。 这种理念根植于他长期的学术思考，却忽视了冷战初期的国际格局——当时美苏对峙已成定局，所谓“中间地带”在现实中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他的这一票，更像是一种理念的表达，而非敌对立场的宣示，这也是当时中央没有立即追究的重要原因。 真正改变其命运的是抗美援朝前夕的泄密行为。1950年朝鲜局势紧张，中国面临出兵抉择，张东荪没有放弃自己的“和平幻想”，反而认为可以通过民间渠道调和中美关系。 他轻信了自称有美国人脉的天津商人王志奇，将志愿军出兵日期、部队调动计划、国家财政预算等核心机密逐一透露，甚至圈出政协名单中他认为的亲美人士，试图以此证明中国的“和平诚意”。他不知道的是，王志奇早已与美国情报机构挂钩，这些关键信息经香港转递至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手中，直接帮助美军调整了朝鲜战场的部署。 这一行为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志愿军在长津湖等战役中因情报劣势遭遇更大伤亡，第九兵团仓促入朝面对严寒与美军预设防线，增加了作战难度。案发后，调查人员在张东荪家中搜出电台部件，五次会面的细节与传递的情报都有确凿证据，民盟迅速开除其党籍，知识界一片哗然，不少人主张以叛国罪严惩。 但毛主席的决断打破了众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杀不关，养起来吧”的批示，绝非简单的宽容，而是基于多重现实考量的政治智慧。 首先是性质的精准界定，张东荪的行为虽造成严重危害，但主观动机并非叛国，而是书生式的天真——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避免战争，却混淆了个人理想与国家利益的边界，把复杂的国际博弈当成了可以通过个人调停解决的事务。 其次是对历史功绩的考量，北平和平解放的贡献不可磨灭，保护古城、减少军民伤亡的价值，让中央在处理时选择留有余地。更重要的是统战大局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民主人士、稳定知识分子群体至关重要，过重的处理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影响统一战线的稳固。 最终的处理结果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张东荪被撤销所有党政职务，却保留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与待遇，得以居家闲居。这种“养起来”的方式，既没有纵容泄密行为，也避免了激化矛盾，更传递出中央对待民主人士的包容态度。 此后二十余年，他远离政治漩涡，整理诗集、潜心学术，1973年病逝前得知中美关系缓和，仍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没错，却始终没能认清核心错误——并非反对战争的初衷不对，而是用泄露国家机密的方式追求和平，本身就触碰了国家安全的底线。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张东荪的功过交织，让这个人物更加立体。他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真实存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功绩值得铭记，但泄密行为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回避。 “养起来吧”的背后，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是对历史功绩的客观尊重，更是对国家大局的长远考量，这种处理方式既避免了简单化的惩戒，又实现了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后世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