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幼韵的女儿说，我妈妈有几千件旗袍，随便一件，质地都极佳，当古董都够格，不适合的衣服就给我，我就像捡到宝一样，爱不释手。直到111岁，她都坚持定时做新衣服，化妆，每天都打扮得美美的。 提起旗袍，人们总会想到一种东方的、含蓄的、带着旧时光晕的美丽。 她叫严幼韵，从1905年到2017年，她的一百一十二年人生，就像她那些质地精良的旗袍一样，历久弥新。 故事的开端，总是最绚烂的章节。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滩，复旦大学的校门口，一辆车牌号为“84”的别克轿车是男生们目光的焦点。 从车里走下来的女学生严幼韵，身着剪裁合体的新式旗袍，每天款式都不重样。 她出身巨贾之家，家里开着绸缎庄，有专属的裁缝，美对于她而言，是唾手可得的日常。 旗袍于她，是优渥家境的注脚，是青春骄纵的宣告，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无需费力维持的体面。 然而，人生的绸缎并非永远光滑如镜。 1942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马尼拉的宁静。 她的丈夫，时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而惨遭杀害。 三十七岁的严幼韵，从云端骤然坠入泥泞，成了一名带着三个幼女的遗孀，还毅然担起了照料其他七位殉难外交官家属的重担。 避难所里的日子，是种菜、养鸡、自制肥皂的生存挣扎。 昔日的华服美裳被收了起来，但令人动容的是，即便在死亡阴影笼罩、食不果腹的困境里，她仍会尽力把自己和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那时，可能没有条件穿上好的旗袍，但那种力求“整洁”与“体面”的执拗，比任何华服都更有力量。 它无声地告诉自己和孩子们，外部的世界可以崩塌，但我们内心的秩序不能坍塌。 这是旗袍，或者说是旗袍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态度，给予她的第一次重大支撑。 战争结束，她带着女儿远渡重洋，在纽约开启了人生的下半场。 她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联合国首批礼宾官之一。 站在这个汇集全球精英的西方职场，身边是西装革履的男士和穿着套裙的女士，严幼韵做出了一个有趣的选择，她依然穿着旗袍上班。 永远是那挺括的立领，妥帖的腰身，优质的面料。 她没有为了“融入”而换上西装，而是从容地以最东方的装束，用流利的英语和专业的仪态，接待各国政要。 旗袍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转化。 它从一件民族服饰，变成了她的“职业战袍”和“文化名片”。 人们透过旗袍看到的，不是一个模糊的东方符号，而是一个具体、专业、充满魅力的中国职业女性。 她的情感世界同样丰富。 人们常津津乐道于两任丈夫对她的深情，杨光泩的百般宠爱，顾维钧在九十高龄时仍步行数里为她购买心仪首饰的浪漫。 但一段能被如此珍视的感情，其核心必然是一种双向的滋养。 与顾维钧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旅行、派对和社交。 她像一株始终向阳而生的植物，自己活得明媚盎然，并将这份蓬勃的生命力，毫无保留地给予身边的爱人。 顾维钧得享九十八岁高寿，与她带来的愉悦婚姻生活密不可分。 严幼韵用一生诠释了“爱人如养花”的真谛，她先将自己这朵花照料得光彩照人，她的光芒自然照亮并温暖了整个花园。 而旗袍，是她为自己挑选的最称心如意的“花器”，衬托着她，也定义着她。 更有意味的是，她的美从不孤芳自赏。 晚年时，她资助外甥女出国读书，却提出一个“要求”，要学会打扮，多穿旗袍。 她希望身边的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这份让自己挺拔、自信的力量。 所以，她钟爱的，真的仅仅是旗袍本身吗？或许，她深爱的是那个穿着旗袍、无论在顺境逆境中都脊梁挺直、目光向前的自己。 旗袍是她的铠甲，也是她的内核。 她的衣橱像一座沉默的宝库，来自时光深处，给予今人一种启示，找到最能代表自己精神内核的那件“衣服”，然后，郑重地穿上它，穿越风雨，也迎接阳光。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民国名媛严幼韵的美丽人生和她的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