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奸小队长，正拿蘸了凉水的皮鞭，抽一个地下党。抽到一半，手停在半空，因为发现吊在房梁上这个快断气的，是出了五服的外甥。 1939年深秋，安徽亳县花园庙据点的审讯室里，煤油灯芯噼啪爆了两下。 伪军小队长刘德山刚灌下半斤烧刀子，酒劲正往上涌。 他手里攥着根皮鞭，往水桶里蘸了蘸，甩起来的凉水珠子溅到火盆里，滋啦冒起一股白烟。 吊在房梁上的年轻人衣服已经烂成布条，背上的血口子往外渗着血，脑袋耷拉着，就剩一口气吊着。 刘德山抬手正要抽下一鞭子，半空中那手腕却突然僵住了。 吊着的那位嘴里含含糊糊嘟囔出几个字：“黄水窝……陈家沟……”刘德山的鞭子停在半空，屋里那帮等着看热闹的伪军都没瞧出不对劲，只见队长愣了几秒，把皮鞭往地上一扔，掏出根烟来点，火苗子烧到手指头都没觉着疼。 这吊着的人叫陈子良，是豫皖苏边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地下交通员，刚从延安抗大毕业没几个月。 那天晌午，他装扮成卖蒜的小贩，推着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车上竹筐里装着紫皮大蒜，底下用油纸裹着一份日军在涡河沿岸的兵力部署图。 跟他搭伴的老交通员王萌林隔着半里地远，俩人装不认识，一前一后往赵集方向走。 结果在花园庙这道卡子上，陈子良被拦下来盘查。 伪军搜了半天没搜出东西，本来都快放行了，偏偏刘德山从据点里出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冷不丁把陈子良的棉袄领子往外一翻，瞅见锁骨下头有道旧疤，当场脸就沉下来：“带走。” 刘德山是黄水窝村出来的泼皮，早些年逃荒出去，后来不知怎的就投了日军，混上特务队小队长。 十里八乡的老百姓背后管他叫“刘阎王”，抓人下手黑得很，据点后院那间审讯室，进去的没几个能囫囵着出来。 那天晚上他亲自审陈子良，皮鞭抽了十几下，见这年轻人咬死了不开口，正准备上烙铁，却听见对方迷迷糊糊报了老家的村名。 刘德山停了手，把屋里其他伪军轰出去，闩上门，蹲下来问：“黄水窝村东头有口井，井圈上的裂痕是哪年裂的？” 陈子良喘着粗气答：“民国十二年……发大水那年，井圈让洪水冲歪过，后来重新砌的。” 刘德山又问：“村西陈家公的三儿子小名叫啥？”陈子良脑子里闪过小时候在村里听来的闲话，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狗剩。” 刘德山听完这话，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到墙上挂的刑具，哗啦响了一片。 陈家公是他亲三叔，狗剩是他那出了五服的表弟，小时候他还背着这孩子去集上看过社戏，买过糖人。 民国十五年黄水窝发大水，陈子良他爹陈长河组织村里人加固堤坝，保住了包括刘家在内好几户的庄稼。 那阵子刘德山还没离家，扛着麻袋跟着干过两天活。 后来他逃荒走的时候，陈子良他娘还往他裤兜里塞过两个窝头。 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刘德山从怀里摸出个小纸包，把里头的白药面子撒在陈子良后背的伤口上，又倒了碗水递过去。 他压着嗓子说了句：“滚吧，别走官道，往后别让我再逮着。”说完从墙上摘下件旧棉袄，扔到陈子良身上。 拉开门冲着外头站岗的伪军嚷了句：“我当是谁，闹了半天是我表弟，误会一场，放人。” 陈子良踉跄着走出据点，摸黑走了三四里地，在一个破庙跟前追上正蹲着等他的王萌林。 老交通员见他这副模样，啥也没问，往他手里塞了块干粮，俩人连夜赶路。 那封沾着血迹的情报第二天一早送到第五支队司令部，部队当天就调整了布防。 后来打的那一仗，没吃亏。 刘德山放走陈子良之后，据点的日军中尉气得拍桌子，刘德山自己掏钱请了两桌酒，说是“误抓了亲戚，坏了规矩”，自请罚了三个月饷。 那之后他在据点里还接着当他的小队长，该抓人抓人，该搜家搜家。 只是据说后来再审人，他下手不那么狠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德山跑回黄水窝村躲着，土改那会儿被揪了出来。 1951年镇反，陈子良出庭作证，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一把刻着“长命百岁”的银锁，上头还沾着锈。 那是刘德山早年分家产时掰给他的一半，陈子良藏了十几年。 法庭最后判了刘德山有期徒刑，1965年刘德山病死在狱里，听说没人去收尸。 这件事后来被写进地方史料，有人问陈子良，刘德山到底算好人还是坏人。 陈子良沉默了半天，只说了句：“他是坏人，做了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