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官这次任务成功了，我们杀了周恩来”。听完特务的汇报，愤怒的长官一个巴掌打了过去愤怒地说：“周恩来死了，那在西安跟我们谈判的是鬼吗？” 咱们先不说远了，就聊聊1955年那场震惊世界的万隆会议。那是二战后亚非国家第一次自主召开的大会，新中国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走向国际舞台。台湾特务机关能坐视不管吗？他们直接把暗杀周总理的计划定为“1号任务”。这种暗杀手段极其卑劣，毫无底线可言。当年4月11日，台湾特务买通了香港机场伪装成加油工的人员，把一枚定时炸弹塞进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油箱里。随着在南海附近上空的一声巨响，机上11名中外同志和记者壮烈牺牲。 面对这种真刀真枪、极其恐怖的死亡威胁，周总理退缩了吗？丝毫没有。他深知亚非会议对新中国争取和平环境的意义，毅然按照原定路线踏上征程。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抓人。4月16日，总理一行飞抵新加坡上空，因为雷雨天气被迫降落。当时新加坡跟咱们还没建交，机场里鱼龙混杂，情况不明。总理刚进休息室，随行的廖承志同志一眼就认出门口站着两个国民党特务。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警卫员如临大敌，可是总理呢？他老人家泰然自若，沉着冷静，甚至一边吃着机场老板送来的茶点，一边跟当地总督闲聊。整整两个小时，那两个特务硬是没敢轻举妄动，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等到了印尼雅加达，危险依然如影随形。会议才开到第三天，中国代表团就收到了一封反省特务写的匿名信。信里清清楚楚地写着，台湾方面组织了一个由28个逃亡军官组成的“敢死暗杀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无声手枪，就等着暗杀周总理。打中周氏者，当场加赏四十万盾！面对这种天罗地网，中方安保团队在杨奇清等同志的带领下，布置了内三层、外三层的绝对防御。连总理出门见几百名记者，都要专门安排两位身强体壮、懂外语的外交官走在前面挡着掩护。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总理能逢凶化吉，全靠警卫员保护得好，情报工作做得准。其实，这仅仅是表象。总理真正让敌人无从下手、屡次化险为夷的终极武器，是他本人对保密纪律那种近乎严酷的坚守。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人情可以通融。 咱们往前追溯。早年间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特务天天想抓他，连个影子都摸不到。这背后是他严格执行昼伏夜出的铁律，晚上9点前绝不外出，早上5点前准时返回。有一回，他的秘书黄玠然和内交通杨庆兰准备结婚。这两位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想在饭店摆个极其简单的喜酒。本来都跟饭店说好晚上9点后才开席了，结果总理一听，坚决叫停。理由极其简单直接：“那个饭店离咱们的秘密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违背纪律的做法绝不能做。”最后，两位同志只能在住地悄悄办了仪式。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保密纪律永远凌驾于人之常情之上。 建国后，总理对纪律的敬畏减少了吗？毫无半分减弱。 总理有个很疼爱的侄孙叫周国镇。有一次，周国镇去武汉见女朋友。女方父亲是军区主要领导，觉得反正是总理的亲属，就顺手把一份关于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研制“两弹一星”的绝密文件拿给他看了。周国镇高兴坏了，回北京见着总理就激动地问咱们国家是不是要造原子弹了。总理一听，非但没有半点高兴，反而立刻浓眉紧锁，满脸寒霜。查清原委后，总理勃然大怒！他严厉指出，这种绝密文件连县团级都还没发到，怎么能随意给家属看？后来，总理硬是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那位高级将领。在国家机密面前，亲情和面子一文不值。 也许有人会说，对亲戚严厉，对自己相濡以沫的老婆总能透点风吧？您千万别有这种念头。我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因为罗布泊上空刮起了罕见的西风，爆炸尘埃会飘向人口稠密区，总理果断叫停了试验，并毫无倦意地整夜守在电话旁等风向改变。邓颖超大姐心疼他连续工作了近20个小时，无意中向卫士乔金旺询问情况。老乔随口答了句“听说风向不对”。邓大姐进屋去劝总理休息时，顺口提了一句风向的事。这一下可闯了大祸。总理当场严厉责问：“你听谁说的？”把老乔叫进去后，总理一板一眼地训诫：我是中央常委，大姐是做妇女工作的，“两弹一星”绝密工程她无权知道，我也绝不可透露半个字。这是纪律问题！连同为中央委员的妻子，都必须严格遵守“不该知道的绝对不问不说”的红线。这种大公无私的党性，这种严丝合缝的作风，特务们拿什么去渗透？敌人的暗杀计划又怎么可能不变成笑话？ 带着这种钢铁般的纪律和忘我的精神，总理在万隆会议的会场上扭转乾坤。在面对部分国家代表对共产主义的疑虑和攻击时，总理毅然放弃了原先准备的发言稿，登台即席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演讲。他掷地有声地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绝无吵架的意图。他充满智慧地抛出“求同存异”方针，用平等的态度化解了尖锐的争论，直接奠定了著名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
